朱熹所著的《四书集注》都涉及到什么范畴？
在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成为各个封建王朝的御用儒学思想，他所作的《四书集注》成为各朝开科取士的金科玉律。《四书集注》是朱熹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作的注，是朱熹哲学思想的重要代表作，也是宋明理学的权威性著作。该书既注重文字诠释，更着重于义理的阐发，是以义理解经的代表作。书中发挥了儒家传统观点，论述了道、理、性、命、心、诚、格物致知、仁义礼智等哲学范畴及其关系，体现了以理为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以及强调认识方法、修养方法、道德实践的特点。
朱熹认为“图书”在流传上是在儒家与那个学派之间相互?
百度知道朱熹认为“图书”在流传上是在儒家与那个学派...展开冬梅向日葵花超过12用户采纳过TA的回答关注成为第5位粉丝朱熹《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一）(2006-08-01 16:12:15)转载一、作为儒家工夫论的《四书》学我们可以将朱熹的《四书》学全面理解并等同于一种“修己治人”的工夫论，事实上，无论是从《四书》的文本意义，还是从朱熹《四书》学的诠释的目的来看，将《四书》学理解为儒者立志于成就为内圣外王的一整套工夫论，确是具有充分理由的。朱熹一直强调，“第一义”的儒者学问，应该是来之于个体自我的身心实践，他说：“学问，就自家身己上切要处理会方是，那读书底已是第二义。”[1] 如何理解这个“第一义”呢？我们认为，“第一义”与“第二义”并不是重要程度的排序，而是“本原义”与“派生义”的关系表述。那么，作为“第二义”的读书，是依托在“第一义”的自家身心实践基础之上的，故而朱熹又强调，“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2] 我们似乎可以说，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所要复兴的儒学，最关键的并不是创造了一种新的儒学知识形态，即以一种道德义理之学去取代汉唐的章句训诂之学；而是在努力恢复先秦儒者那种“第一义”的学问，即要复兴儒学的人文关怀与实践品格，努力在修己治人的身心实践中建立一个“天下有道”的理想世界。所以他感叹“秦汉以后无人说到此，亦只是一向去书册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会”。[3] 朱熹所要恢复、建立的这一套能够从“自家身上”推究的学问，就不会是一种与现世实践相隔离的语文知识和历史知识，而是一种与生活日用联为一体的实践工夫论。问题是，《四书》学本来就是一种经学的学术形态，经学是由体现为历史文献的原典及其历代儒者的训释系统构成的。对历代的儒家学者而言，经学包括了文献版本、文字训诂以及历史、哲学、政治、伦理等多种学问构成的知识体系。这些学问知识如何能够转化成日用伦常的实践工夫？朱熹要求“就自家身上推究”的《四书》学又是如何将“知”转化为“行”？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到原典本身，也就是要还原朱熹所反复强调的原典的学术特征与文化精神。因为朱熹认为，儒家学者所诠释的《四书》学所以能够转化成生活日用的实践工夫，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四书》原本就是圣人修身工夫与实践历程的记录。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先圣先贤均是终生致力于修己治人的实践活动，他们在这种修身实践中获得许多的感悟与体会，圣贤及其生徒们将这些感悟、体认总结、记录下来，就成为后代儒者们所读到的儒家经典《四书》。因此，《四书》只是实践工夫的记录而不是一种知识推理的体系。黄俊杰先生认为：“所谓‘工夫’，就是指这种道德心在具体情境中的展开过程，而不是一种客观而抽象的推理过程，因此，严格地说，古代儒家并没有提出一套作为方法论意义的‘工夫论’。古代儒家强调人要随时随地自我提升，在这种‘工夫’实践完成之后，才会有对这种‘工夫’境界的体认与描述。”[4] 先秦儒家圣贤们的“体认与描述”就成为儒家经典的《四书》，它们记录了古代圣贤的修己治人工夫的体认。朱熹强调了《四书》本身的工夫论特征，他在多个地方均反复说：“《论语》之书，无非操存、涵养之要；《七篇》之书，莫非体验、扩充之端。”[5] 因此，朱熹认为，后来的儒者在阅读、训释孔、孟留下来的儒家经典时，其目的并不只是为了获得一种与经典文献相关的知识，而是要从先圣先贤的实践工夫中获得启示，寻求自我身心实践的方法与手段。
四书章句集注的作者
《四书章句集注》南宋朱熹(1130—1200)编注。《四书章句集注》，本书为朱熹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该书文字洗练, 对《四书》训诂文字, 疏通文理, 注重义理阐发, 从整体上探求与把握儒学精义, 堪称解读《四书》的经典之作。此次整理以清嘉庆十六年吴县吴氏父子校刻本为底本, 用清康熙内府仿刻的宋淳祐二年大字本校勘。（一）作者简介朱熹（1130年9月15日-1200年4月23日），尊称朱子，又称阳先生、朱文公。字元晦、仲晦，号晦庵、晦翁，南宋徽州婺源县（今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人，生于福建路南剑州尤溪县（今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成就卓著的诗人和文学家。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教育史和礼教史上，影响很大，前推孔子，后推朱熹。朱熹的思想远播海外，深刻地影响了日本、韩国、朝鲜、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国的传统文化。他一生共留下了126种400多卷著作，其内容涉及经、史、子、集诸部，范围广阔，博大精深，卷帙浩繁，是巨大的思想宝库。此外，他还写下3000多首诗词流传后世。最著名的有《春日》《观书有感》等。（二）拓展知识十九卷、朱熹有《诗集传》已著录。宋以前《五经》立于学官，唐孔颖达奉敕编《五经正义》，及南宋，朱熹祖述二程观点，特别崇奉《孟子》和《礼记》 中的《大学》、《中庸》，使之与《论语》并列。认为《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四部著作代表由孔子经子思到孟子的儒家道统。而程朱则是合法的继承人和发扬者。此书包括《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一作十四卷)。前两书成于淳熙十六年(1189)为朱氏自注， 后两书成书于淳熙四年(1168)多引用二程及程门弟子言论， 故曰“集注”。光宗绍熙元年(1900)朱氏知漳州时刊刻，“四书”之名从此确立。其间凡七易其稿，“不住修削”，直至朱熹逝世前夕。自许说“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所以如此，意在以理学家思想解经，主张“存天理，遏人欲”。以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因而自元、明、清以来，将此注本定为科举取士的教本，在意识形态中居垄断地位。此书注意从整体上探求与把握原书思想体系，疏于名物训诂。其特点是以程朱理学思想解经，重点在阐述理学义理，使儒家经典具有理学精神面貌。版本较多，卷数名称亦有异。明初司礼监刻本， 四十二卷。 崇祯十四年(1641)汲古阁版归静远楼印本 十九卷。乾隆三十八年(1773)于敏中等辑《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抄本，十九卷。又有一九五七年中华书局铅印本，一九八三年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本。一九八○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邱汉生《四书集注简论》，是用唯物史观研究《四书集注》的著作，可供参考。
四书章句集注的作者是
四书章句集注的作者是朱熹。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内容简介《四书章句集注》是四书的重要的注本，其内容分为《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以及《孟子集注》（14卷）。朱熹首次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四者上下连贯传承而为一体。《大学》、《中庸》中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中的注释集合了众人说法，称为“集注”。后人合称其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