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的历史与现在及相关国际形势
1895年,强大的老牌亚洲帝国清帝国战败于新兴帝国日本,原属于中国领土的台湾岛及其所属的澎湖列岛和钓鱼岛一起被割让给日本,日本深谋远虑地将钓鱼岛划归冲绳县管辖。
从此,中国在败亡、衰落和殖民地化的下坡路上越滑越远。1945年,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按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应当将台湾、包括其附属的钓鱼诸岛归还中国。但1951年9月8日,日本却同美国签订《旧金山和约》,将钓鱼诸岛连同日本冲绳交由美国托管。1971年6月,美国将冲绳和钓鱼诸岛“归还”日本。
中国领导人知道,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越改善,钓鱼岛离中国越近;中国的改革开放越成功,钓鱼岛离中国越近;中国的国力越强,钓鱼岛离中国越近;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的前景越好,钓鱼岛离中国越近。美国是不会担心一个现代、正常、友好的中国获得一个钓鱼岛的;而历史上,中国往往通过台湾地方政权对钓鱼岛行使主权,台湾与大陆统一,钓鱼岛就容易与台湾“统一”。
因此,时间在中国一边,钓鱼岛主权暂时悬空对中国有利。正是出于这个战略考虑,1972年,中日建交谈判时,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提出把钓鱼岛等岛屿的归属问题挂起来,留待将来条件成熟时再解决,当时双方就这一点达成了协议。
1978年,中日签署和平友好条约时,邓小平副总理访日,针对日本某些右派议员关于要中国承认日本拥有钓鱼列岛主权的要求,他表示,钓鱼岛问题可以留待子孙后代解决,中日双方要在更加广泛领域发展两国合作关系。
让时间解决问题的战略价值在于,既让钓鱼岛向中国缓慢游来,又不马上激化与日本的矛盾。中国要借助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建设现代化,还要为国内的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宽松的国际环境。
但问题还有另外一面:我们不能空等时间而在钓鱼岛问题上无所作为。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小动作令中国人愤怒,但平心静气地看,不得不承认这个国家为谋得岛权所采取的步骤执著、缜密、连贯、有力,而且民间与政府配合无间。
关于钓鱼岛的主权,中国能够拿出许多的证据来支持“中国最早发现”说,但现在的问题是,日本抱定了“先占”和“长期连续的有效治理”两条国际法原则来渐渐确立自己对岛屿的主权——日本多次在相关岛上树立灯塔、神社与太阳旗。
所以,完全搁置争议的建议与做法有可能使中国丧失掉越来越多的主动权。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中国民间的保钓运动一直要求登上钓鱼岛进行相关活动,其目的是要借此明示中国的主权,并打断日本的“有效治理”的连续性。昔日保钓英雄陈毓祥经常上岛钓鱼、看书的举动,理应有更多的继承者,政府也应该给予关注和支持。那段历史,不应该只留下陈毓祥在日艇拦截之下为了登岛最后跃水牺牲的悲壮。
时间对中国有利,对日本当然不利。所以,日本从1970年代以来,不断地在钓鱼岛问题上做小动作,而且心态越来越急躁,动作越来越频密,构思越来越奇特,其目的,就是想将它对钓鱼岛的主权欲望转变成既成事实。这一次由“租借”到“购买”再到“国有化”之奇想,可算是日本法学界最具想象力的创造,这里隐含着某些虽然似是而非但却用心良苦的逻辑。
一是“人权变主权”逻辑。说钓鱼列岛中的4个岛屿是某个日本国民的私产,尊重私人所有权是个人权范畴的问题,它没有国界,日本抢得先机,从而获得了经营权,并且为此付出了成本,似乎日本政府对钓鱼岛的排他性独占权就发生了效力。其实,这是一种逻辑游戏,是法律上的自慰行为。人们只要问,那个岛主的所有权是如何产生的,就露出了马脚。
二是得陇望蜀逻辑。李登辉关于“钓鱼台列岛乃日本固有的领土”的高论显然鼓励了日本的雄心。如果此论成立,有什么理由说台湾不是“日本固有领土”呢?都是清政府在《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的,又都是《开罗宣言》规定要归还中国的,如果通过变戏法将钓鱼岛变到了日本手里,在台湾问题上也可以玩同样的戏法。所以,赶紧先得“鱼”,再望台。
尽管如此,日本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似乎并未有志在必得的决心,倒不如说它在试验中国对钓鱼岛主权要求的决心。它的做法是放气球,如果对手不作反应,它的气球便越放越大,最后积小成大,积假成真。
日本知道,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是个关键因素。美国用钓鱼岛平衡中日,日本也想用钓鱼岛制约中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大幅下降或急剧上升,日本都会打钓鱼岛牌。下降时打,希望得到它,所以在冷战结束后的1990年代它在钓鱼岛上做的小动作多;上升时打,是想制造点难题,离间一下中美关系,因此在美国进行反恐战争,不再把中国视作敌人的今天,又玩“购买”把戏。
对日本而言,钓鱼岛的妙用还不止这些。它用钓鱼岛刺激中国,来间接压制朝鲜,它知道一物降一物的道理:它怕朝鲜,中国有求于日本,朝鲜也需要中国。在朝鲜恢复核武器试验后,日本的恐惧增加了。当美国准备通过联合国来解决朝鲜问题时,日本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外了,打钓鱼岛牌,可能是一种警告。
日本打钓鱼岛牌不仅给中国、美国和朝韩看,也给俄罗斯看。日本自然想跟俄罗斯谈谈北方四岛问题,拨弄拨弄钓鱼岛,一方面是通过疏离一下中国,来亲近俄罗斯,它参透了中俄之间的微妙关系;另一方面是想告诉俄罗斯,它在领土问题上很固执。
这次,日本打钓鱼岛牌有了新花样,由民间小动作变成政府小动作,也是在为日本军方的扩充军备和向中国周边海域进行军事渗透制造借口。如果日本对钓鱼岛的“购买”没有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应,那么它的野心就不仅仅在于此了。
钓鱼岛的历史根源是什么?日本到底为何纷争?
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甲午战后被日本抢占,抗战胜利,台湾重回祖国怀抱,各种文件都说明台湾及其周围岛屿归中国所有,但是日本以钓鱼岛归冲绳县管辖为由,将钓鱼岛交给美军占领。1970年美军把钓鱼岛“送”给日本。小日本就派出军队赴岛巡逻。后来美国迫于中方压力宣称:只向日本移交行钓鱼岛政管辖权,与主权无关。钓鱼岛的归属问题,由中日双方谈判解决。但是日本方面拒绝谈判。。1972年中日建交时,周恩来说把钓鱼岛问题留待以后解决。。
造成钓鱼岛现状的历史原因
中国关于钓鱼岛最早的记录是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山海经》。根据现存下来的《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列姑射,在海河洲中”。近现代学者比对分析,书中记载的所谓“列姑射”,其实就是现在的钓鱼岛。《山海经·海内北经》对钓鱼岛进行了详尽描述:“姑射国在海中,属燕,列姑射西南,山环之。”直至今日,我们对钓鱼岛进行全面考察时发现,此书中对钓鱼岛“列姑射西南,山环之”的描述,与现今并无偏差,钓鱼岛各岛在海面上的形状,确实以众山环抱之势存在。书中对钓鱼岛为什么离中土较远,又有环山怀抱也作出了解释,据推测该地为大禹当年与神仙“论道”之地,当时岛上可能有固定居民(寻仙者)生活。如果说《山海经》中记载的所谓“谈仙论道”之说不可理解的话,那么距今一千八百年前的《三国志》中,吴主孙权征服夷州之事确是正史。据该书中的【吴书】记载,孙权为了探索《山海经》所记载的仙人出没之处,寻找当年秦始皇派徐福东渡寻仙的踪迹,曾派出大将“带甲十万”向东航行。这次远征意义重大,一是首次将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正式划归中国管辖,二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大规模出海宣誓主权,从此以后,东海、南海诸岛(包括今日之平潭县所在地海坛岛[1])尽为中国所有。但是,本次远征损失巨大,出征的十万人回来后仅存数千人,一直到隋唐时期,中国出海远征暂告一段落。隋炀帝时正式得名“高华屿”。到了隋代,我国开始正式给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山海经》记载的各个岛屿正式更名或命名,当时,钓鱼岛得名为“高华屿”。大业年间,隋炀帝派使臣朱宽召琉球国归顺,琉球不从,隋代羽骑尉朱宽“取其布甲而还”。炀帝大怒,于次年派武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州等水兵万余人攻灭琉球,行军途中便记载下经过钓鱼岛等岛屿。两年之后,琉球战败,被俘有一万七千人,琉球从此以后开始臣服,直至甲午战争被日所灭。隋炀帝为纪念出征,将大军所路过的岛屿更名为“高华屿”。此时的这个“高华屿”不仅包括钓鱼岛,而且还包含大军途经路过的数个岛屿,可以说是“高华列岛”。据后来南宋时代王象之编撰的《舆地纪胜》一书记载,自唐代起,从泉州向东出海,“舟行三日”可到澎湖、台湾以及现今钓鱼岛所在岛屿位置。可见,我国在唐代以后就将《山海经》所记载的“列姑射”岛明文列入政府管辖之中。这与上述的笔者家乡海坛岛几乎同时进入中国版图。《隋书》书中提供了隋炀帝时期的航线,提到了航线上具有很高商贸交流价值的节点:高华屿。高华屿一般被认为即钓鱼岛,2012年国家海洋局和民政部公布的钓鱼岛362m最高峰的命名正是高华峰,应与此有关,但未明言。道理很简单,学术上高华屿的地望根本_有形成确证,钓鱼岛本身与文献记载亦有些出入,不但是高华屿,琉球亦未形成确证,众说纷纭。出自明嘉靖年的《筹海图编》一书将钓鱼岛等岛屿编入《沿海山沙图》,纳入福建海域的海防范围内。书里记载的“钓鱼屿”,就在福建省的第七图。从明代开始,钓鱼岛名称开始确定下来,该岛因成为中国大陆与琉球交通的必经之路而成为明代古籍重点记录对象。据《明史》记载,朱元璋为册封琉球国国王而遣使入海,在日后长达数百年的时光中,琉球使者和中国朝廷册封使往来大陆的必经之路就是这个“钓鱼屿”。1403年明代出版的《顺风相送》一书原本被保留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图书馆中,该书是记载中国元明两朝航海的指南。在该书中重点提到,“钓鱼屿”是大陆通向琉球的必经之路,有着地标性的作用。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明世宗命吏科左给事中陈侃为正使,行人司行人高澄为副使出使琉球国,该团由琉球使团陪行。归国后的当年,陈侃为向皇上说明旅途见闻而撰写了《使琉球录》(1534年)一书,书中记载了途经钓鱼岛的情形:“五月朔,予等至六石大舟。亦始,至二日,祭海登舟。九日,隐隐见一小山,乃小琉球也。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