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墓葬还有没有黄肠题凑
东汉时期一般比较实行石材题凑。
东汉时期，随着砖石室墓的盛行，黄肠题凑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种用石材作题凑的砖室墓。《后汉书·礼仪制下》载：“大丧，方石治黄肠题凑便房如礼。”表明东汉时题凑已用方石制作，如黄肠题凑之礼制。
目前发现的东汉前期定县北庄中山王墓和济宁肖王庄任城王墓，是题凑石取代题凑木的典型实例。二墓均在砖室外围增筑一圈题凑石墙，石墙用4000左右石块单道垒砌，高8米左右，平面呈方形或凸字形。砖室券顶上又平铺二层或三层石块，与石墙一起把整座砖室包围在宏大的石屋里。石块均琢制规整，长宽各1米左右，厚约0.25米，大小基本划一。即为《礼仪制》所说的方石，其作用当与题凑木相类似。洛阳邙山东汉帝陵区以往出土的这种石块，有的铭刻“黄肠石”，表明它与西汉黄肠木的关系，可见“黄肠石”是因黄肠木而得名的。
据考古资料，大约从东汉安帝起，中原地区的大型墓葬皆实行前、中、后三室之制，题凑之制因而受到多室墓制冲击，石材题凑从此逐渐在历史舞台上消踪隐迹。
汉代墓葬方法多是黄肠题凑，那其他朝代的墓葬特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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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墓葬制度，大体上承袭汉代。但经过汉末的战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统治阶级的厚葬之风不得不有所改变。
考古调查发掘证明，自魏晋以降，规模宏大、雕刻精致的画像石墓已很少见了。贵族官僚的墓，一般都是砖室墓，有时设石门。和汉墓相比，墓室的平面布局简化,面积减小。但是,在墓室的细部结构和设施方面却有一些新的发展。例如：洛阳西晋墓中有角柱与斗 ，南京东晋墓中有直棂窗。从汉末、魏晋开始，各地都流行在墓室中设棺床。在长江流域的晋墓中，有时还有灯龛和台桌。这些结构和设施，都是用砖砌成，使得墓室更象现实生活中的居室。在黄河流域，砖室墓的墓道甚长，其接近墓室的部分是一段隧道。随着年代的推移，隧道逐渐加长。到了北魏，有的墓在隧道的顶部开天井，直通地面。北朝后期,有些大墓的隧道长达20米,天井有三、四个之多。这是出于对现实生活中的住宅的模仿。天井愈多，愈显得门多宅深,院落重重。魏晋之际,辽东、河西等边远地区的豪族大姓，沿袭汉代旧制，营建砖石结
构的大墓，在墓壁和砖面上施彩画，其题材多与汉墓壁画相似。在中原一带，却很少有在墓内绘壁画的；但到了北魏，壁画又重新流行。长江流域的东晋和南朝，则流行用模印着画像的砖来装饰墓壁。
这一时期的随葬器物，主要是陶瓷器如杯、盘、碗、壶、果盒等饮食器皿和熏炉、唾盂、虎子等生活用具。其形制往往因地区而有差异，有的器物仅见于南方而不见于北方。总的说来,瓷器的数量激增,长江流域尤其如此。汉代流行的仓、灶、井、磨等陶制模型和家禽、家畜的陶制偶像继续沿用,但往往形体不大,制作粗简。贵族官僚阶级墓中的主要随葬品，是各种陶俑。从两晋以迄南北朝，时代愈晚，俑的种类和数量愈多。起初是少数男女侍者和武士，大约从五胡十六国时期开始，又大量增添骑兵、步卒、文吏、武弁以及吹鼓手之类，除家内奴婢外，大部分是墓主人出行时的仪仗队，它们具有明显的军事性质，反映了当时各地统治者拥有私人的武装部曲。大同北魏前期的司马金龙墓和洛阳北魏后期的
元 墓中的仪仗俑,竟达数百件之多。北魏后期,在墓门的两侧，还往往有一对形体特别高大的守门卫士俑。在南方地区，除陶俑外还有瓷俑，但用俑随葬的风气不如北方盛。从汉末至魏晋，统治阶级常乘牛车，长期因袭不改。在两晋南北朝时代，贵族官僚墓中多用陶制的牛车模型随葬。上述由各种陶俑组成的仪仗行列，便是以牛车为中心的。用陶制的“镇墓兽”随葬，是从西晋开始的。西晋墓中的镇墓兽往往只有一件，作四足直立状。北魏墓中的镇墓兽成双,置于墓门的两侧,作卧伏状。到了北魏后期，墓中的两件镇墓兽，一为兽面，一为人面，都作蹲坐状。长江流域的东晋、南朝墓，镇墓兽多保持西晋时的形态，缺乏变化。魏晋南北朝时代开始在墓内置墓志。两晋的墓志,或为石质，或为砖质,形状多为长
方形,而洛阳发现的年代较早的西晋墓志则作碑形,可见它是从墓碑演变而来的。到了北魏后期，才流行方形有盖的石质墓志。从此以迄隋唐，乃成定制。山西省大同北魏文明太后冯氏的方山永固陵及孝文帝的万年堂，为北魏帝陵。墓室都分前后两室，与一般贵族墓之为单室相比，显示了帝陵的特殊规模。永固陵坟丘之前设石殿，应是继承东汉的陵制。南朝的帝陵在江苏省南京和丹阳。陵前有很长的神道，两侧立石兽、石柱和石碑等。墓室皆为单室，室内有用模印画像砖拼嵌而成的大幅“竹林七贤”图和“白虎”、“狮子”图等，与北朝墓内流行施彩色壁画的作风相比，显示了南朝陵墓在墓室装饰方面的特色。
隋唐五代 在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地区，北魏以来的墓葬制度，经隋代，至于盛唐，一脉相承。当时贵族官僚的大墓，都是采用斜坡式的墓道，包括一段很长的隧道；隧道顶部开天井，两壁设龛。懿德太子墓有天井7个、壁龛8个，章怀太子墓有天井4个、壁龛6个，正三品司刑太常伯李爽墓有天井3个、壁龛2个，天井和壁龛的多寡基本上与墓主人的官品爵位相一致。隋代流行以土洞为墓室,高级官僚的大墓亦不例外。入唐以后,则多采用砖室，土洞墓已降为低级官吏或平民所用。一般的官僚，其墓室都为单室。二品以上的大官，除主室以外，有时还设简单的前室。成王李仁墓、章怀太子墓及“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则都有前后两室。从初唐到盛唐，贵族、官僚墓中流行壁画。一般是墓道前部两壁各绘青龙、 白虎， 墓室顶部绘日、月、星辰， 其他则有鞍马、明驼、牛车、 列戟、步骑仪卫、属吏、男女侍者以及乐舞伎等，各绘在墓内的相应部位，其内容和规格视墓主人的身份而有所区别。
随葬品以大量的陶俑为主。大约从武周时开始，陶俑多施三彩釉。陶俑可以分为出行时的仪卫行列和家居时的家臣侍者两大类。前者自隋至初唐多武装俑，以后逐渐减少；武周时出现高大的马俑和驼俑。后者自初唐至盛唐不断增多，乐舞俑和游嬉俑等皆属此类。受佛教影响,镇守墓门的一对武士俑在盛唐时演变为天王俑,其特点是脚踏伏兽或鬼魅。镇墓兽继承北魏后期以来的形态，一为人面，一为兽面，而武周时则又进一步演变为头生角、肩附翼或手握蛇的怪兽。隋代开始出现的人身禽兽首的十二时辰俑，到开元、天宝之际更为流行。陶俑的数量，因墓主人身份而有不同的限额；懿德太子墓的陶俑总数达千件之多。方形有盖石墓志在唐代使用得更为普遍。墓志的大小，随墓主人的身份而有等级之分。
例如：三品官的墓志多为约72厘米见方，一品官如杨思 及章怀太子雍王李贤、成王李仁的墓志皆为88厘米见方,永泰公主的墓志最大，为114厘米见方。懿德太子如天子之制，不用墓志而用玉册。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墓葬制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首先是墓的构造简化，短而狭的竖井式墓道代替了斜坡式的长墓道，因而天井和壁龛也不见了。墓室的规模缩小，壁画亦十分罕见。陶俑的数量减少，制作粗简。天王俑和镇墓兽越来越简化，在有的墓里已不用。只有十二时辰俑仍较流行。
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唐墓，有竖穴式土坑墓和砖室墓两类，形制简单，规模甚小。砖室墓多为长方形，有的两室并列，夫妻各葬一室。广东省韶关张九龄墓，主室平面呈方形，四壁施彩画，前方甬道两侧还各设一耳室，规模较大，形制与北方地区的砖室墓类似。总的说来，南方地区唐墓中的随葬品多为陶瓷器皿，陶俑甚少见。
唐代帝陵除少数是“积土为陵”的以外，大多数都是“依山为陵”。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以梁山
的主峰为中心，筑平面略呈方形的内城，四面各开一门，门外置石狮、石马和石人。南面的朱雀门是正门，入门即为献殿。自南面远处第一道门阙至内城的朱雀门，神道长达3公里,两旁列瑞禽、瑞兽、马、武将、文臣以及外国首领的石雕像，并树“述圣记”碑和“无字碑”。乾陵的宏大规模，充分显示了大唐帝国极盛时期的强大国力。
五代前蜀王建的永陵在四川省成都，南唐李昪的钦陵和李璟的顺陵在江苏省南京，都已经发掘。地下的玄宫分前、中、后3室,各室两侧又多设壁龛或耳室，这可能是承袭唐陵的制度。唐陵的地下玄宫虽都未经发掘,但从各方面的情形推测,亦应设有前、中、后3室。
宋至明 中原和北方地区的北宋墓，最富有特色的是一种仿木结构建筑的砖室墓。北宋初年，墓室内的仿木结构还很简单。到北宋中期，才达到成熟的程度，从而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砖室墓。从这以后，墓室的平面又从方形或圆形演变为等边多角形，仿木结构则从简单的“一斗三升”托替木或“把头绞项造”演变为五铺作重 ，从版门直棂窗演变为雕花格子门。一般多为单室墓，后期较大的墓则分前后两室。墓内多用壁画或雕砖作装饰，其内容主要是表现墓主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墓主夫妻举行“开芳宴”的场面，有时也有孝子故事图等。在有些北宋末年的墓中,还出现了杂剧雕砖。墓室的后壁,则往往有“妇女掩门”雕砖。随葬品寥寥无几，这可能是由于各种器具什物已充分地绘刻在壁画和雕砖上的缘故。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宋墓，与同地区的唐墓相似，除了竖穴土坑墓以外，主要是简单的长方形砖室墓，后者往往两室并列，夫妻各葬一室。随葬品除陶瓷器外，颇有漆器和铜镜，偶尔也有银器。江西、福建省境内的宋墓，有用陶瓷俑随葬的，其中包括十二时辰俑和神煞俑。四川省境内的宋墓，除砖室墓外，还流行石室墓，后者多有雕刻，其题材为墓主人夫妇“开芳宴”，有的则为孝子故事。
北宋帝陵在河南省巩县，其地点的选定严格按堪舆术的要求。诸陵形制相同,都是以土筑的坟丘为中心,用墙垣围成方形的陵域，坟丘之前设献殿。四面各开一神门,门前置石狮。南面较远处设两重土阙,各称鹊台与乳台。自乳台至南面神门，神道两侧依次列象、獬豸、鞍马、虎、羊、蕃使、文官、武士等石雕像。帝陵后面别筑后陵，这与汉陵有相似之处，却为自唐以来历代帝陵中所仅有。南宋的帝陵在浙江省绍兴附近。因为算是权殡，所以营造较简，名为“攒宫”。虽然大体上是沿袭北宋的陵制，但没有乳台、象生，也没有陵垣及四门。献殿之后作玄宫，尸体放置在严密坚固的“石藏子”中。
分布在华北、内蒙古和东北各地的辽代墓葬，具有契丹族的特色。墓室除方形的以外，还流行圆形的。一般多为单室墓，但身份较高的贵族墓也有设前后两室的。赤峰的辽驸马墓和北京的齐王赵德钧墓， 都有前、 中、后3室，并多设耳室， 显示了“多室”的特点。墓室内有时有简单的仿木建筑的结构，并施彩画。葬具除木棺外，盛行石棺。有的墓在石棺内绘毡帐住地和放牧的情形，反映了契丹族的游牧生活。辽代晚期开始出现平面呈八角形或六角形的墓室。这个时期受北宋墓的影响较多。特别是汉人的墓，有的在仿木结构的砖室中饰砖雕的桌椅，有的则在壁画中绘“开芳宴”和孝悌故事图等，与北宋墓相似。
辽代贵族墓中的随葬品，除了金银器、陶瓷器及铁器等各种生活用具以外，以大量的马具、盔甲、各种武器以及金属面具和铜丝手足套等物为特点。陶瓷器中的鸡冠壶，亦为辽墓中所特有。到了中期，马具和兵器逐渐减少，鸡冠壶的形态亦由皮囊状演变为提梁式的圈足器。晚期辽墓一般已不用兵器随
葬，马具也大为简化，而鸡冠壶则告消失。大约从早期的后半开始，辽墓中往往有汉文或契丹文的石墓志，形状与唐宋的相似。
内蒙古巴林右旗庆云山下的辽庆陵，是辽代中晚期圣宗、兴宗和道宗三帝的陵墓。以保存较好的圣宗的东陵为例，地面设陵门、参道和享殿。砖筑墓室分前、中、后3室，前室和后室又各在两侧设耳室,各室平面成圆形，顶部隆起成半球状。自墓道至墓室,都施壁画,内容包括鞍马、侍卫、乐队、臣僚以及春夏秋冬四季山水图。从墓室的形状和壁画的内容看来，辽代的帝陵应是象征当时以牙帐为居处的捺钵行宫。
金代的墓葬，一方面是受辽墓的影响，而更多的则是继承北宋的墓制。河北省新城的时立爱墓和兴隆的萧仲恭墓，其年代基本上属金代前期。由于墓主人的爵位高，都系多室的砖墓。墓室内有仿木建筑结构，绘壁画。时立爱墓的主室为八角形,前室两侧所附耳室为圆形,在形制上与辽墓有相似之处。萧仲恭的墓志则用契丹文书写。分布在华北南部和中原地区的金代后期地主阶级墓，主要是单室砖墓，平面多为方形或八角形，也有圆形的，从墓门到墓室内大量使用仿木建筑结构。有的墓里绘有开芳宴、放牧、捣练等题材的壁画，而大多数的墓则是大量使用雕砖，表现出门楼、格子门、棂窗、桌椅、屏风、灯、盆花之类,有的还有“镇宅狮子”,使得墓室对现实生活中居室的模仿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雕砖的内容还包括开芳宴中的墓主人夫妇、侍童、厨役、伎乐乃至舞台上的杂剧演员等人物，也有“掩门妇女”。这
显然是北宋后期在中原和华北南部地区流行的仿木建筑结构砖室墓的进一步发展。
元代的仿木建筑结构砖室墓，主要发现于山西省境内。其特点是仿木建筑的结构日趋简化，有些已变成示意性的了。山西省中部地区墓内装饰以壁画为主，题材仍多为开芳宴，但突出了墓主人的形象而省略了伎乐的场面。山西省南部地区墓内多饰雕砖，内容多为孝子故事或花卉之类。五代、北宋以来的仿木建筑结构砖室墓，到元代已接近尾声。
南方的元墓沿南宋旧制，多为简单的长方形砖室墓，双室并列，分葬夫妇。作为时代的特点，许多墓里使用石灰、米汁、木炭等以加固墓室、防护棺椁，并在墓底铺松香之类，以利尸体的保存。到了明代，一般官僚地主阶级的砖室墓采取密封棺材，防腐措施又有发展，所以有的墓不仅尸体完好，而且衣冠服饰以及书籍、字画等易朽物品也保存良好。
明代的帝陵，以安徽凤阳的皇陵为最早。皇陵的形制承自北宋的帝陵，基本上仍沿汉唐以来的旧制。泗州的祖陵年代稍晚，其形制已与南京朱元璋的孝陵相近，而明孝陵则为此后的明代陵制开创了先例。明代从成祖朱棣起，13个皇帝都葬在北京昌平县，集中在一个总的陵园内,称明十三陵。陵园的总门在南面,称大红门。入门不远，立“长陵神功圣德碑”。由碑亭往北，神道两侧依次立石望柱及狮、獬豸、骆驼、象、麒麟、马、武将、文臣等石雕像，而各陵之前则不再立石望柱和石象生。出于总体布局上的考虑，陵的方向虽多向南，但也有向东或向西的。各陵规模大小不一，但形制和布局彼此相同。陵的前部主要是祾恩殿，基本上相当于唐宋陵前的献殿。与汉唐以来的帝陵相比，明陵最大的特点是坟丘不成方形而成圆形，周围砌砖墙，称为宝城，其位置不在陵域的中部而居全陵的最后。宝城之前设明楼,楼上树石碑,上刻皇帝的谥号,这也是明陵的新创。玄宫在宝城之下,其形制亦系模仿宫殿。以已经发掘的明定陵为例，玄宫可分前殿、中殿和后殿，中殿的左右两侧又各通一配殿。皇帝和皇后的棺椁放置在后殿的棺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