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元经济学介绍：逻辑为什么是第二位的
根据最新的神经元经济学（NeuroEconomics）的研究，解释可能在人脑内部。不是在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人类理性地衡量事物正反面的地方，而是在大脑更深处，产生强烈情感的地方。当人们感到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大脑中名为“前脑岛”（anterior insula）的部分即被激活，人就会像闻到臭鼬放屁味道一样觉得恶心。这种情感会超过甚至掩盖额叶皮层的深思熟虑。原始人脑的功能十分强大，所以一些经济学研究走错了路也并不奇怪。“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经济行为就像猴子开汽车。” 加州理工学院经济学家柯林·卡曼若（Colin F.Camerer）说。直到最近，经济学家还满足于观察人类的外部行为。而现在，卡曼若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与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合作，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技术来研究大脑内部的构造。这就像是看国会辩论来代替阅读法律条文得出的推断。神经元经济学，现在主流经济学家对此还是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有可能成为这一领域接下来最重大的研究成果。通过描述人类真实的样子将会把经济学的基础筑得更加固若金汤，而不仅仅是些过分简单的数学模型。这将最终帮助经济学家描述人们做决定时的真实动机，有助于谨慎引导人们关注从劳工谈判到会议的401（K）计划这个长期过程中最感兴趣的事情。另一个该领域杰出的研究者，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戴维德·赖柏松（David I.Laibson）说：“要理解我们的行为与选择的真正基础，我们必须进入大脑这个黑箱里面去。”神经元经济学也给经济学提供了另一个理论框架。从20世纪初开始，经济学家主要假设人们有一套稳定和一致的偏好，而行为是为了满足偏好。当我们面对一个明显不合逻辑的结果时——比如取消冰球赛季——经济学家们试图将这个解释为理性决策的结果。持这种观点的顶尖的经济学家有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们声称歧视、失业以及股市波动都是理性的。近年来，理性假设受到了一些冲击，经济学家们发现人们经常缺乏自控能力、短视、以及对损失的担心反应过度等等。但时至今日，这些对理性的攻击——在“行为经济学”的范围下——看起来更像是浑水摸鱼而不是另一个调和的理论。所以理性假设得以继续存在。把经济行为和大脑活动连接起来，神经元经济学可能最终会提供一个动摇主流经济学位置的模型。新理论更切合实际，但可能无法被清晰的数学化——因为大脑是一个复杂的场所，不同的部分有不同的功能。卡曼若说：“你被逼去思考有着许多模块的大脑。”神经元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时间不一致”。当人们打算将来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像经济学教科书假设的那样理性。但是当他们面临是否要立即购买或者推迟购买一样东西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像一只冲动的黑猩猩。哈佛的赖布松教授以“类双曲线预算”来描述这种行为，但是这只是一个标签，而不是解释。所以赖布松和他的合作者以MRI扫描人们的大脑发现了两个运作方式截然不同的区域。对长远的将来来说，额叶皮层会有一个长远的打算。而对类似于是不是要立刻去多买一块巧克力这样的决定来说，大脑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起了直接作用并获得即时满足。去年《科学》杂志发表了赖布松，普林斯顿大学的神经系统科学家Samuel M. McClure和Jonathan D. Cohen以及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经济学家George Loewenstein的一项研究。确切来说我们有“两个大脑”，怎么来理解呢？你的理性大脑能控制你把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比如说，为了将来现在每个月存一部分钱。很多人就是这么做的。问题在于长期承诺相对于变化的环境而言太死板了。最理想的是，你想等到了那个时候看看自己的支付能力再决定是不是进行储蓄——但过不了那么久你的“动物脑”（指情感用事的）就开始起作用了，而你也失去了储蓄的决心。而新的研究可以帮助维持两者之间的平衡。神经元经济学同样挑战了这样一个概念：感情用事会破坏经济决策。伊荷华大学的Antonio R. Damasio认为：实际上，情感把注意力和动机集中起来，让理性更好的集中在手边的问题上。Antonio R. Damasio是研究大脑受损的病人的医药神经学家。在他的研究中，他说感觉不到情感的人在决策的时候是非常糟糕的。也有人对神经元经济学非常怀疑。芝加哥大学的著名行为经济学家Richard Thaler认为到现在为止不过是一个主要的令人惊奇的发现而已。他说他愿意将大脑的研究留给神经科学家们。但是他补充到：“我相信百花齐放。”甚至连支持者也不知道神经元经济学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应用。经济政策应当满足富有远见的额叶皮层吗？还是有些时候也要纵容一下大脑边缘系统的冲动？随着对大脑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未来几年这个问题足够让经济学家们吵翻天了。
国家统计局是怎么计算年GDP和相关经济数据的
问：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采用什么方法？资料来自何处？数据是如何形成和发布的？
答：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基本上是按国际通行的核算原则，对各种类型资料来源进行加工计算得出的。主要资料来源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统计资料，包括国家统计局系统的统计资料，如农业、工业、建筑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固定资产投资、劳动报酬、价格、住户收支统计资料，国务院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如交通运输、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国际收支统计资料；第二部分是行政管理资料，包括财政决算资料、工商管理资料等；第三部分是会计决算资料，包括银行、保险、航空运输、铁路运输、邮电通信系统的会计决算资料等。统计资料在越来越多的领域采用抽样调查方法和为避免中间层次干扰的超级汇总法。基本计算方法采用国际通用的现价和不变价计算方法。
人们会发现，不同时期发布的同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往往不一样，这是因为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数据有个不断向客观性、准确性调整的过程。首先是初步估计过程。某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先是在次年的年初，依据统计快报进行初步估计。统计快报比较及时，但范围不全，准确性不很强。初步估计数一般于次年2月28日发表在《中国统计公报》上。其次是在次年第二季度，利用统计年报数据对国内生产总值数据重新进行核实。年报比快报统计范围全，准确度也高，采用这类资料计算得到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是初步核实数，一般在第二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上公布。至此，工作还未结束，因为国内生产总值核算除了大量统计资料外，还要用诸如财政决算资料、会计决算资料等大量其他资料，这些资料一般来得比较晚，大约在第二年10月左右得到，所以在第二年年底的时候，根据这些资料再做一次核实，叫最终核实。最终核实数在隔一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上发布。三次数据发布后，如果发现新的更准确的资料来源，或者基本概念、计算方法发生变化，为了保持历史数据的准确性和可比性，还需要对历史数据进行调整。我国在1995年利用第一次第三产业普查资料对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进行过一次重大调整。
问：我国GDP核算方法哪些方面已与国际标准接轨？目前需要完善之处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从我国1985年开始计算国内生产总值谈起。1985年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主要指标是产生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的国民收入，它只能反映物质生产活动成果。改革开放后，特别是80年代，我国非物质服务业发展加快，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上升，这样就提出了如何反映非物质服务业发展的问题。既能够反映物质生产活动成果，又能够反映非物质服务业发展的宏观经济指标是产生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国内生产总值。1985年，我国统计部门建立了国家和省两级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制度。1993年，国家统计局正式取消传统的国民收入核算，国内生产总值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90年代初以来，随着国民经济核算实践的不断发展，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正在逐步向最新国际标准———联合国1993年SNA转换；与此相适应，统计调查范围由传统的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到非物质生产领域；统计调查方法也从全面行政报表的方式正在逐渐向世界上多数国家采用的普查和抽样调查方法过渡。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历史比较短，又经历了从传统体系向新的国际标准过渡的历史，所以，与发达国家和一般国际规则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和缺陷：资料来源方面还有不完善之处，比如服务业，特别是一些新兴服务业，如律师服务、会计师服务、广告咨询、证券交易等，缺乏健全的资料来源；分类方面比较粗，还未达到国际标准，比如由于小型和个体工业企业统计缺少细分类资料，全部工业增加值尽管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40％以上，但却没像国际标准那样划分为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细行业；在计算方法上仍保留着部分传统方法；在数据发布上还不够及时完整，透明度不够。目前我们正在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问：为达到统计结果的客观公正性，国家统计局主要采取了哪些措施？
答：要达到统计结果的客观公正，首先要保证原始资料的准确性。为此，国家统计局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采用抽样调查方法。传统的统计调查方法以全面报表为主，基层单位向政府统计部门报送报表，然后层层汇总到国家统计局。这种调查方法涉及单位多，需要大量统计人员，有限的资源无法保障对他们进行必要的统计技能的培训，因而无法保证基层统计资料的准确性。抽样调查涉及的单位少，需要的统计调查人员相对较少，统计部门有能力进行统计技能培训，从而能够提高基层统计调查资料的质量。目前，粮食产量、棉花产量、城乡住户调查、价格调查、1％人口调查、规模以下工业等统计领域采用了抽样调查方法。第二，采用超级汇总法。为了避免统计调查数据在层层汇总过程中的人为干扰，国家统计局对一些重要的基层统计报表采取了直接汇总的方法，比如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指标、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等抽样调查数据已经采用的了这种汇总方法。第三，加大执法力度。对虚报、瞒报、拒报或干扰统计数据等统计违法现象进行查处。这些措施对于维护统计数据的客观性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问：作为统计专家，您如何看待中国GDP核算结果？您认为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将如何变化？
答：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讲，要做到国内生产总值数据100％准确都是不可能的。尤其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又正在经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之中，统计体系正在从适应传统体制向适应新体制的转换过程之中，完全搞准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实属不易，中国目前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基本反映了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我们要继续努力，不断改进核算工作，提高数据质量，使之更好地逼近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有观点认为中国GDP增长率远高于美国，所以中国的经济总量不久就会超过美国。对此我持不同意见。世界银行最新统计资料表明，中国GDP总量世界排名第六，但仅相当于美国的1／9，美国增长一个百分点相当于我们增长9个百分点。所以，即使中美两国各自保持近些年的经济增长率，在短时期内，两国GDP的相对差距在缩小，但绝对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如果我国能够长期保持经济增长率的优势，才能逐步缩小与美国经济总量的差距。但即使如此，中国经济总量赶上美国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认为，在本世纪内，赶上美国的可能性不大。但如果我们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肯定会缩小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经济总体上还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问：国际上对中国官方的GDP统计如何看待？
答：国际机构，比如世界银行，对中国国家的统计水平还是比较肯定的。世界银行对中国统计数据的认可有个过程：20世纪80年代，世行在计算按美元表示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时都直接采用中国官方统计数据，但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们对中国官方统计数据产生了怀疑。世行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官方统计虽然进行了很多方面改革，但基本概念依然深深扎根于传统体系，基本调查范围仍主要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基本调查方法仍然采用的是全面行政报表的方法。随后，世行开始对中国官方GDP数据进行调整。90年代末，随着中国统计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向世行正式提出了取消对中国官方GDP数据进行调整的要求，经过双方深入磋商和对中国统计体系进行考察后，世行认为，中国的统计体系是比较健全的，中国统计人员和国民经济核算人员具有较好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世行对中国官方GDP数据进行调整的基础已不复存在，今后世行在其出版物上公布中国人均GNP时直接利用中国官方数据进行计算。近些年，世行一直履行它的上述承诺，并且每发表数据前，都征求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意见。前些天刚征求完国家统计局对中国2001年GNP数据的意见。
急需！请举一例说明：经济学中易犯的一种逻辑谬误。
后此谬误、合成谬误
后此谬误（the post hoc fallacy）如果我们仅仅因为一件事发生在另一件事之前，就想当然地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原因。
书中举例：一个实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一些人观察到，在商业周期扩张之前或扩张期之中，会出现物价上涨的现象。由此，他们便得出结论说，治疗大萧条的良方是提高工资和价格。这种对策建议会导致一系列的以增加工资和提高价格为目的的非效率的立法和规定。然而这些举措真的能够推动经济复苏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能”尽管它们可能会有利于复苏早日起步，但事实情况确实，只有在政府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扩大军事开支，从而导致总支出迅速回升的时候，经济才得到了真正的复苏。
本人疑问：这个例子运用的是否恰当？
分析：“在商业周期扩张之前或扩张期之中，会出现物价上涨的现象”的命题是“物价上涨现象预示商业周期扩张”。而数学中曾经有这么个说法一个正确的命题的逆命题不一定正确，因此“商业周期要扩张就提高物价”的命题是不一定正确的。
这里的分析想表明这个例子应该表现的是逆命题的问题，而用这个例子来表达后此谬误是否恰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