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维的人物经历
回国任军政部参事1928年，国民政府初步统一全国，就开始军队现代化。曾求助于英、美列强，但皆无动于衷，不得不转求于德国。兵工署署长陈仪去德国考察，请俞大维回国任职。1929年6月俞大维返国，任军政部参事。1930年5月，俞大维第二次赴德，任商务专员，负责采购军备，并专门学习军事，包括兵器制造、战役分析，尤其是弹道学。他用德文写了四十多本笔记，说：“这两年学到的比哈佛三年学的还多！”再次回国任署长1932年，俞大维回国。1933年，他担任兵工署署长并兼任兵器教官，陆军中将。兵工署负责军火制造及维修等。由于国家工业条件不足，军火大半仰赖外购，来源分散，制式不统一，面对日本灼灼逼人的侵略态势，改进武器生产是极迫切的工作。俞大维就任后，首先筹建新厂，加强生产能力，积极在德国大量采购机器、材料等，以21厂为例，所用钢材九成以上是德国料（德国枪炮钢料品质至今仍是世界闻名），至抗战胜利时仍有存量。其次，建立研究开发体系。成立理化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弹道研究所、精密机械研究所、材料研究所、冶金研究所、光学研究所、炮兵技术处、中央修械所、航空兵器研究处等，高薪聘请外国专家来华教导，同时在国内延揽人才随专家工作，使武器研发在中国扎根。如“两弹元勋”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孙家栋，黄纬禄和火箭专家徐兰如、沈正功、谢光选等人均在俞大维领导下的兵工机构打下了坚实基础。第三，提高兵工企业的效率，他认为考量效率的重点在于建立成本会计制度。他令各兵工厂普遍实施成本会计，使兵工生产企业化，全国工厂企业纷纷仿效，对我国工业水准的提升有深远的影响。最后，建立标准化生产和检验制度。大量生产是二十世纪新发展的生产方法，要求产品的零件能够互换。俞大维兼技术司长，会同各研究机构，订定各项军品的规格及图样法规，在各兵工厂设立样板工厂，加强制造能力与产品精度。并建立零件、半成品检验，进而建立整套质控制度。在此基础上，建立武器制式制度。选定从德国毛瑟枪改制的中正式步枪为制式步枪，性能优越，坚固耐用，适合中国人体型。轻机枪则选定捷克式轻机枪，构造简单，拆装方便，故障甚少。重机枪选用德国马克沁机枪，性能优良，水冷耐用，故障亦少。三种步机枪口径均为7.9毫米，弹药通用，简化生产与补给。当时日军三八式步枪和机枪的射程与杀伤力均不如我军。火炮方面，适应当时的经济能力，并求短期能大量生产，选择迫击炮为生产目标。制式选82毫米，是仿造法国布朗德81毫米迫击炮，重量较轻，适宜山地作战，以后逐步生产60毫米及150毫米迫击炮。经过四年准备，国军已有数十个步兵师更换了新的制式装备，所制武器精确性不逊列强，并且适合中国人体能，适应国内交通状况。1937年，抗战爆发，设在东南地区各兵工厂西迁后方。当时运输状况极端困难，以江船上溯宜昌，再以人力，用绳索将船拖拽过峡谷湍流，有时每日仅前进数百米，上岸后，还要凿山开路，遇水搭桥，迁往崇山峻岭间，以免于敌机轰炸。俞大维督导兵工厂西迁，用他的话讲是“有条不紊，全师而退”。八年抗战中，俞大维自豪的是军火供应不匮乏，无人抱怨“弹药没有了”，当然这是指轻武器的弹药，中国当时不能生产重武器。讲授弹道学抗战期间，俞大维还到重庆的兵工学校讲授弹道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重庆大学都聘俞大维开讲座，但他以公务太忙而拒，可见他对培育兵工人才的苦心！俞大维还兼任兵器教官，每三个月率21厂有关员工至靶场验查武器性能。俞大维在重庆期间，华罗庚一家也逃难到重庆。俞大维帮他找了房子，两家人住得很近，便于探讨数学。有道数学题俞大维解不出，请教过许多外国专家也无答复，想不到华罗庚在一夜之间就解出，而且非常简捷。俞大维对华罗庚很是佩服。研究原子弹1945年11月，军政部部长陈诚、次长兼兵工署长俞大维，邀请吴大猷（物理）、曾昭抡（化学）与华罗庚（数学）商谈研究原子弹。专家意见是我国毫无基础，只能由培育人才着手。陈、俞采纳此议，聘吴大猷、曾昭抡及华罗庚三人率领王瑞駪、唐敖庆（化学）、孙本旺（数学）及李政道、朱光亚（物理）于46年赴美学习。任交通部长1946年5月，俞大维任交通部长。内战时期，交通混乱，铁路公路随修随毁，随毁随修。俞大维设置一个会报室，挂一张全国详细大地图，路电邮航等均在图上绘出。每日上午九时，俞主持会报，听取路电邮航等各司报告后，即口头指示解决办法，各单位主管即将指示下达办理，不需要再行批示。因陆上交通遭破坏，俞大维就致力发展航空运输。因交通阻塞，邮递极为迟缓。俞大维决定可利用空邮者，无论付航空邮资与否，一律交付空运。空邮数量大增，最高时占全部空运量百分之十。以往累月经年到达的邮件，数日即可送到。
俞大维的人物评价
俞大维为人通情达理，不近人情的事不做。俞大维处事原则一是了解全局，掌握重点。二是负责，责任不往下推。他说：“议之于众，而决之于一，责任则归我。”俞大维用人，可用五个字概括：访、用、信、敬、宥（you：宽恕）。求才先访察，可用即用，用则充分信任，而且予以尊重。部下有过，尽量予以劝说而晓以大义并予原宥宽恕。他曾对陈诚提及宥才的重要，不必计较小过。俞大维的一生与蒋介石密不可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和满意是无与伦比的。在他任职兵工署长期间，为了兵工厂的撤迁，蒋介石破例在汉口召见他。在这以前和以后，蒋介石对他的工作没有任何不满。俞大维接任交通部长时，卸任部长俞飞鹏告诉他：很高兴你来接任，我们同是俞家，不过交通部长很难办，因为蒋介石对大小事都会用电话垂询。但俞大维任交通部长三年中，仅接过一次蒋的电话。那是淮海战役时，蒋军被围困，正值冰天雪地，部队全赖空投补给。蒋介石问：今天部队有无收到空投粮食？俞答：投到了。蒋问：你怎么肯定投到了。俞答，是我亲自去空投的。俞大维任国防部长期间，他的办公室与蒋介石的办公室有一道门相通。两人来往只须几步，可是十年任期，俞不曾踏入蒋办一步，蒋也不曾来俞室一次。俞大维对蒋介石是很感激的。蒋介石去世次年开始，每年蒋的生日和忌日，他必到慈湖磕头二次，风雨无阻，即使九十多岁，坐轮椅。俞大维说，他只向母亲和蒋介石磕头行大礼，以感养育和知遇之恩。俞大维儿时受到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中国传统教育重伦理，辨是非，文章是载体，义理是核心。俞大维不仅仅广读古籍，更重要的是他以效法圣贤为人生目标。他曾向母亲询问曾国藩的做人处世的原则，老夫人说：“文正公一生严明治军，谨慎治事，勤俭治家，恪守民族传统美德，不近人情的事不做。”这成为俞大维一生遵循的原则。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他的体，是他的髓。中学的缺陷是 百年来，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日渐凋落，曾国藩倡洋务，要求家人积极学习西学。西学重思维，辨层次，知识技能是载体，思维方法是核心。俞大维学习西学，不仅掌握了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他掌握了科学知识的精髓，才能大学毕业3年就拿到哈佛的博士，25岁就能在国际顶级杂志发表文章。俞大维曾问一位先生，到纽约是否至音乐大厅一游？答曰曾往。俞问有何意见？答以“声光俱佳，此剧场正训练美女百人，身高一致，跳舞进退齐一，面貌、身材、服装无一不美。”俞曰：“你是学管理的，不应只注意前台之表演，应该到后台去学习，看看此一百人如何进出前后台，如何管理才是学问！又如中国人的结婚喜筵，常常宴开一百余桌，如何调派侍者分配服务？如何能同时上菜撤盘？同一道菜如何能够同时做出一百余盘？餐厅与厨房的管理也处处都是学问。”俞大维不仅有能力看出问题，更掌握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就是来自西方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才是科学的本质，掌握以后才能举一反三。既可用于改造兵器工业，又可用于提高运输效率。学习西方的方法是为了革新中国，中学仍是俞大维的体，所以他在老年又读线装书，感到还是中国书深奥。一语概之，俞大维是中体西用的典范！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西化和如何保存传统。西化的方向有自由主义，有马列主义等。传统的定义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俞大维、胡适、陈寅恪等给出了他们的答案。在他们凋亡后，产生他们的土壤已经不存在。大陆以马列主义为立国之本，中学传统已经断裂。台湾随着去中国化，对中华民族复兴的贡献越来越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