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通气的直接动力是什么？原动力是什么？
肺泡与外界环境的压力差是肺通气的直接动力，呼吸肌的舒张收缩运动是肺通气的原动力。肺通气是肺与外界环境之间的气体交换过程。实现肺通气的器官包括呼吸道、肺泡和胸廓等。呼吸道是沟通肺泡与外界的通道；肺泡是肺泡气与血液气进行交换的主要场所；而胸廓的节律性呼吸运动则是实现通气的动力。扩展资料因素：1、呼吸运动：呼吸肌收缩和舒张引起的胸廓节律性的扩大和缩小称为呼吸运动。主要的吸气肌为膈肌和肋间外肌，主要的呼气肌为肋间内肌和腹肌；此外，还有一些辅助吸气肌，如斜角肌、胸锁乳突肌等。2、肺内压：是指肺泡内的压力。吸气时肺内压低于大气压，呼气时肺内压高于大气压，吸气末和呼气末肺内压与大气压相等。人工呼吸的原理就是用人工的方法建立肺内压与大气压之间的压力差，维持肺通气。3、胸膜腔内压：胸膜腔内的压力。平静呼吸时，无论吸气还是呼气，胸膜腔内的压力始终为负值。吸气末：-5至～10mmHg，呼气末：-3～-5mmHg，一旦胸膜腔密闭性被破坏，空气就会进入胸膜腔，形成气胸，肺脏回缩、塌陷。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肺通气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肺通气功能
清十二帝疑案的目录
清十二帝疑案01_努尔哈赤清十二帝疑案02_皇太极清十二帝疑案03_顺治（上）清十二帝疑案04_顺治（下）清十二帝疑案05_康熙（上）清十二帝疑案06_康熙（下）清十二帝疑案07_雍正（上）清十二帝疑案08_雍正（下）清十二帝疑案09_乾隆（上）清十二帝疑案10_乾隆（下）清十二帝疑案11_嘉庆（上）清十二帝疑案12_嘉庆（下）清十二帝疑案13_道光（上）清十二帝疑案14_道光（下）清十二帝疑案15_咸丰（上）清十二帝疑案16_咸丰（下）清十二帝疑案17_同治（上）清十二帝疑案18_同治（中）清十二帝疑案19_同治（下）清十二帝疑案20_光绪（上）清十二帝疑案21_光绪（中）清十二帝疑案22_光绪（下）清十二帝疑案23_宣统清十二帝疑案24_总说（一）清十二帝疑案25_总说（二)清十二帝疑案26_总说（三）清十二帝疑案27_总说（四）清十二帝疑案28_努尔哈赤（续上）清十二帝疑案29_努尔哈赤（续下）清十二帝疑案30_皇太极（续上）清十二帝疑案31_皇太极（续下）清十二帝疑案32_答疑（一）_清初宫廷斗争清十二帝疑案33_答疑（二）_正说洪承畴降清清十二帝疑案34_答疑（三）_清朝皇帝的称谓清十二帝疑案35_答疑（四）_清朝皇帝的后宫清十二帝疑案36_答疑（五）_皇帝之死与太监命运清十二帝疑案37_答疑（六）_清朝兴盛的历史宝鉴
阎崇年个人资料,阎崇年个人资料
1现任职务
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
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满学会会长
北京孔庙与国子监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
蓬莱市戚继光研究会名誉会长[3]
2人物经历
1934 年4月24日，阎崇年出生在山东蓬莱的解宋营一户渔民家庭，阎崇年在这个半渔半农的村子一直生活到15岁。谈起童年，他还有很清楚的印象。那时他随着家里务农，也随着渔民出海，体会过烈日炎炎的辛苦，也见过波涛汹涌的危险场面。这些经历，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影响很大。也正是在村里，阎崇年开始上学读书，也初次接触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满学。
治学历程
敬畏历史
“我们应当对历史感到敬畏：为什么要“ 敬”?因为吸取前人经验会得到宝贵的智慧;为什么要“畏”?因为重蹈前人错误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应当敬畏历史，既不要忘却历史的耻辱，更不要抹去历史的辉煌。”[4]
学术足迹
阎崇年曾应邀赴 美国 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达特茅斯学院等常青藤盟校讲学，并到 日本 、韩国、蒙古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台湾、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访问研究和参加学术会议。
阎崇年回忆说：“我在中学时开始喜欢历史，从高中毕业后我就开始学历史，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我的中学是北京市第六中学，是当时全市最好的中学之一。考试时，我的历史成绩非常好。我的数理化成绩也很好，考过班上与全年级的第一。大学历史课学完后，就要选择某段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最初选择的是先秦的历史。当时，我二十多岁，去找一位我很崇拜的老先生，给他看我写的文章。老先生说好，鼓励我。他又提出自己的看法，说你最好不要研究先秦史，研究先秦史的优势在西安，陕西的考古发现与文献的第一手资料在那里。你在北京，从地理区位的优势上讲，你最好研究 清朝 历史，北京是清朝历史的重地。我觉得老人家讲得非常有道理。从1962年开始，我就开始研究清朝历史，一直没有动摇过。”[5]
百家讲坛
回报民众
从2004年3月走上《百家讲坛》，阎崇年已经渐渐成为一个公众人物。有人评价其大器晚成，到了70岁才盛名在外。但阎崇年却认为，成功是一个过程，没有终点。
“其实我到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之前，同行都知道我。世界上从事清史和满学研究的同行，也都知道我。但是走向广大的观众，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我却还是第一次。”阎崇年指出，一个专家学者，首先必须要同行认可才行，其次，才要广大群众的认可。“一个人得到两个认可是很难的。纯学者的话，有同行认可就可以了。能够走向广大群众，再得到他们的认可，当然就更好了。”
在求学路上屡获助学金帮助的阎崇年，更是把回报民众作为学者的职责之一。“一个学者有多种责任，第一种责任叫做学术责任。主要是与同行交流，推动学术交流。但学者还应有别的责任，就是把所学的知识，来自人民的，还要还给人民。我学习和研究清史有50年了，我想把我学的东西尽可能地回报给社会，回报给民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学者应该有的责任。
正说风尚
2004年，阎崇年初登CCTV-10频道“百家讲坛”，主讲《清十二帝疑案》系列，共37讲。阎崇年自此成为“百家讲坛”走出低谷的转折点，并开创了正说历史的风尚。当时，阎崇年出版过
一本《努尔哈赤传》，因此被认为是讲《清十二帝疑案》第一讲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最佳人选。栏目制片人聂丛丛拿着聘书到阎崇年家，阎崇年很是犹豫，只答应试一试。结果试讲效果非常好。录完以后，聂丛丛和编导请阎崇年吃饭，并提出请他负责讲完全部《清十二帝疑案》。阎崇年不敢答应，只同意再讲一集皇太极。讲完皇太极后，《清十二帝疑案》的收视率开始节节高升，“百家讲坛”的综合排名保持在科教频道的第二位。阎崇年也慢慢有了信心，于是又讲了康熙、雍正、乾隆，就这样延续下去，一直讲到了宣统。《清十二帝疑案》讲完了，阎崇年又开始讲《清十二帝疑案总说》、《清十二帝疑案答疑》，创下了当时科教频道的最高收视率0.57。[6]
阎崇年在讲稿基础上出版了《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热销数十万册，好评如潮。阎崇年曾说：这本书的读者面比较宽，上到院士，下至8岁的小学生都可以读。具体说来，这本书在四个方面有所尝试，即“正说”、“细说”、“通说”、“新说”。
“正说”——与“戏说”历史不同，这本书强调“正说”。“正说”是按照历史原貌，向广大受众公正地、真实地讲述历史。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影视和文学作品，对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清朝历史和清朝皇帝情有独钟，并且逐渐“戏说”成风。这既引发了人们对清史的关注，又对它的真实性疑惑不解。人们普遍期待“正说”清史，这本书卖得好正是“久旱逢甘雨”的结果。其实，人们对“正说”与“戏说”都需要，既不能要求史家去“戏说”，也不必苛求影视家去“正说”。对受众来说，看“戏说”时应该知道这是“戏”，看的是热闹，不可当真;看“正说”时，应该知道这是“史”，了解的是“真实”，不能只图热闹。老百姓的文化素养提高了，就能辨别。
“细说”——历史是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过去的历史书比较粗，教科书和史学著作通常是概括地梳理历史发展脉络，阐述重大历史事件，评述重要历史人物。比如光绪皇帝的死，就一个“崩”字。但这些小事件往往是观众、读者关注的重点、热点和疑点。阎崇年就把有关光绪帝死因的五种说法详细列出，从以前的档案、文献、口碑、论著的观点与资料出发，分析综合，加以解说。既有鲜明的观点、丰富的史料，又有细致的讲说、深入的分析，并讲述自己的见解。这样，历史就变得有血有肉，读起来就有味儿了。
“通说”——阎崇年认为，对一个朝代的兴盛衰亡，横着看不出来，只有纵着看才可以。清朝全史、清朝列帝其贯通的内在联系，其兴衰、成败、治乱、福祸之镜鉴，需要系统地进行解说。比如，清朝十二帝各有其历史贡献，也各有其政弊。那么，清朝的兴、盛、衰、亡，有些什么经验与教训呢?清太祖努尔哈赤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宣衰世”的基因。显然八旗制度是其“种子”与“基因”的一个枢轴。八旗制度是清朝根本性的社会制度。八旗盛则清兴，八旗衰则清亡。
“新说”——对清朝的好多事件，阎崇年做了“新说”。比如鸦片战争，以前中学教科书突出“落后就要挨打”，阎崇年讲 “落后可能挨打”，认为鸦片战争失败的责任主要由道光帝承担。当时英军入侵，后方在大西洋那边，如果号召“勤王”，道光皇帝是有可能打败敌军的。弱胜强，少胜多的例子，历史上是很多的。道光皇帝的祖先，当年进行的萨尔浒之战、松锦之战，八旗军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5]
讲坛传奇
2006年9月，阎崇年再登“百家讲坛”，主讲《明亡清兴六十年》系列，共46讲，并出版同名图书。
2008年3月，阎崇年三登“百家讲坛”，主讲《康熙大帝》系列，共23讲，并出版同名著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当阎崇年研究清史时，就是从研究康熙入手的。1964年，他写出论文《评康熙帝》，但过了多年才获发表。尔后，他研究重点转到清入关前，但对康熙朝历史的关注从未懈怠。“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放弃对康熙朝历史的学习与关注，时时事事处处，始终萦绕于心。”也因此，在百家讲坛完成《康熙大帝》系列讲座，当他对康熙朝历史做一次系统的梳理后，他认为这也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7]在《康熙大帝》一书中，阎崇年从国际、平民、电视、公正和人文等五大视角，对康熙的成长经历、丰功伟绩、日常生活、遗憾缺失等一一进行阐述，视野开阔，情节跌宕，分析精当，给读者呈现出一位性格鲜明、大智大勇、文韬武略的千年一帝的丰满形象。[8]阎崇年说，希望这本书成为励志读物，他认为，励志的对象可以说是遍及各种读者类型。对于小读者而言，康熙的自强不息值得推崇，他小时候就失去父母，还患过天花，但他克服困难，一步步实现自己的宏愿。对于中年读者来说，应该从书中了解康熙如何为了国家进行不屈不挠的奋斗。而作为特定读者群的公务员从中会汲取营养，那就是了解康熙如何治国。而说到康熙个人修养、自身学习时，阎崇年很推崇一句话：“圣人、贤人和凡人、俗人有什么区别，就两个字——志、学。”[9]
故宫热潮
2012年，阎崇年第四次登上“百家讲坛”，主讲《大故宫》系列，共64讲。同时出版《大故宫1》、《大故宫2》、《大故宫3》三部著作，在全国掀起关注、学习和研究故宫的热潮。阎崇年担任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等职务，其历史研究课题多与故宫相关。在多次实地考察北京明清故宫、沈阳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地后，阎崇年首次提出“大故宫”概念，旋即引发了创作灵感DD在大中华文化背景下，从故宫入手，寻求解读历史的突破口。在这一灵感的激发下，阎崇年决定打开故宫外延，首次将颐和园、圆明园、避暑山庄、沈阳故宫、南京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等，纳入故宫姻系，并以此为脉络，透彻解析绵延千百年的封建皇家族系、机制构架、社会人文、文化渊源，以及建筑、文物、民风等，做一个“故宫大百科”式的宏大项目。
阎崇年说，他以往的讲坛类节目，主要沿历史人物的生命轨迹，以时间为顺序，逐渐演绎推进;这次主讲《大故宫》，则是以建筑空间为顺序，作为讲述的主线索。每一讲，都先设定一个空间的概念，再让这个空间里的时间、人物、事件、建筑、文物等“落地生根”。
在阎崇年看来，要讲清楚“大故宫”，必须“先看世界，再看中国”。为此，阎崇年广泛联系了国外史学家、汉学家，并与两岸故宫博物院“掌门人”，以及建筑、历史、文物等领域的诸多专家沟通，力求为“大故宫”获得立足于东西方比较文化根基之上的多视角、多元化解读。阎崇年说，仅仅是资料搜集、联系专家等准备工作，就花费了他整整一年的时间。[10]
阎崇年的“大故宫”构架，主要从五方面概括：
——规模大。“大故宫”概念中的北京故宫，占地面积72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达15万平方米，故宫内有各类殿宇房屋 9000余间，外有高10米、周长3428米的紫禁城墙，城外有一条宽52米、长3800米的护城河环绕。这里是明清盛时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版图、四万万人民和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个集中展现。
——历史久。北京故宫先后有明清二十四位皇帝和一位慈禧“女皇”在此治居，统治中国近500年。故宫从决策兴建至今已经609年，举世无双。
——珍宝多。北京故宫现珍藏文物180万件，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传世珍宝65万件、档案约40万件，还有分藏于国家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院、承德避暑山庄、南京博物院、颐和园管理处、天坛公园管理处的文物，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1000万件档案、200万件满文档案等，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华，是中华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
——涵盖广。“大故宫”不仅包括紫禁城，还包括与故宫相关的坛庙寺院、皇家园林、行宫陵寝，及沈阳故宫、避暑山庄、木兰围场、明中都和明南京相关历史遗迹等，还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的珍品等，凡原内务府管理的范围，大体都涵盖在“大故宫”之内。
——子午线。故宫的建筑严格地遵循对称规则，沿一条南北走向的子午线，即中轴线，依次排列，对称展开，无论是平面布局、立体效果还是建筑形式，都显示出庄严、雄伟、壮丽、中和的气度。故宫主要建筑分布在中轴线上，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中正安和理念的精髓。[11]
3个人作品
(1)《努尔哈赤传》，北京出版社，25万字，1983年，北京。
(2)《满学论集》，民族出版社，35万字，1999年，北京。
(3)《正说清朝十二帝》，中华书局，25万字，2004年，北京。
(4)《明亡清兴六十年》中华书局，2006年(上)，2007年(下)，北京。
(5)《康熙大帝》中华书局，2008年，北京。
(6)《大故宫》(1)(2)(3)，长江文艺出版社，80万字，2012年，北京。
(7)《古都北京》，朝华出版社，1986年，北京。
(8)《合掌录：阎崇年对话星云大师》，九州出版社，2009年，北京。
(9)《努尔哈赤全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江苏。
阎崇年，汉族[1]，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2]。著名历史学家，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清史、满学，兼及北京史。出版专著数十部，发表论文百余篇，作品被翻译成英、德、日、韩等国文字。为央视《百家讲坛》主讲“清十二帝疑案”、“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和“大故宫”系列讲座，在国内外引发强烈社会反响，被誉为《百家讲坛》的“开坛元勋”。论文集有《满学论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燕步集》共四部;专著有《努尔哈赤传》、《古都北京》、《天命汗》等十六部。主编学术丛刊《满学研究》第一至六辑和《袁崇焕学术论文集》等十一部。先后发表满学、清史论文二百五十余篇[2]。
倡议并创建了第一个专业满学研究机构——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倡议并主持第一至第五届国际满学研讨会。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先后赴美国、日本、韩国、蒙古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讲学或学术交流。
阎崇德人物简介
阎崇德阎崇德（1898~1971），汉族，陕西省宝鸡县人。世人敬称他为“疯道人”，乡人称“阎害风”（害风为关中方言）。清末全真龙门派祖庭龙门山玉宸宫（龙门洞）监院。出身陇州阎氏，为明著名文学家、教育家，三品通议大夫吏部员外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静乐公阎_十四世孙，明光禄大夫太子太傅兵部尚书兼提督京营军务阎仲宇十三世孙。他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民国八年妻病故后厌世愤俗，弃家求道，游栖陇县药王洞，受龙门派二十五代嗣师郑信元大师引度，皈依全真，为全真龙门派第二十六代弟子，龙门洞法裔。他募化修庙，全力主持祖庭龙门洞道场，香火旺盛，遐迩闻名。后人称他阎害风、崇德公。代表作品：《陇县龙门洞重立东南会碑记碑》、《王元庆碑》。是一位一生为道教事业奋斗不息，道德超焯名震西北的道教前辈。中文名：阎崇德别名：阎疯子，疯道人国籍：中国民族：汉族出生地：陕西省宝鸡县出生日期：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逝世日期：公元一九七一年冬职业：道士信仰：道教主要成就：倡议成立中国道教协会筹备委员会中国道教协会理事陕西省人民代表县政协常务委员龙门洞监院药王洞住持代表作品：《陇县龙门洞重立东南会碑记碑》、《王元庆碑》人物简介阎崇德，陕西省宝鸡县人，生于公元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出身陇州阎氏。出家于陕西陇县龙门洞，度师郑信元，为全真龙门派道士。游方参访北京白云观、西安八仙宫等地名山道观，曾居陕南汉中十方丛林留坝县张良庙担任执事。他曾在龙门洞倡养宗教徒劳动自养，合作化运动中，他说服教徒入社，并自愿担任会计，积极工作，拿出庙产、耕畜粮食支持集体生产，救济苦难群众。他研习道教经典，交游广泛，在陇东、关中道教界享有极高的威信，亦有很大的影响。民国二十六（1937）复返龙门洞，继冯高德道长担任监院，并先后担任陇县药王洞、火烧寨等处住持30多年。他募化修庙，全力主持龙门洞道场，香火旺盛，遐迩闻名。抗战时期，积极投身革命，直接参与民族解放斗争，成为西北大地涌现出的高道名师，其门人遍布西北。1956年与岳崇岱方丈、陈撄宁先生等共同倡议筹组中国道教协会。1957年4月，中国道教协会第一次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阎崇德因将追求道行圆满作为自己修行的目标，常对人讲：“道士不能轻易自称‘我是道士’，只能说是出家人。而所谓道士者，道德之士也，或有道之士也。”故只接受了理事一职。人物生平阎崇德道长天赋慧敏，参通道德，涉猎诸子百家与四书五经，过目成诵，临难不乱，颇能前知，如道场常有岩石下落，庙房倒塌，他皆能预测防范，使人有备，免于灾难，修持严谨，自奉俭朴，思维敏捷，性直口爽，且语言洪亮，故有“疯子”之绰号。民国十四年（1925）后，阎崇德道长游访北京白云观、西安八仙宫等地名山道观，曾居陕南汉中留坝县张良庙（十方丛林）担任账房执事。他研习道教经典，交游广泛，在陇东、关中道教界享有极高的威信，亦有较大的影响。民国二十六（1937）复返龙门洞，继冯高德道长担任监院，并先后担任陇县药王洞、火烧寨等处住持30多年，直至临终。阎崇德道长出身贫苦，思想进步，同情革命：信仰虔诚，处人和善，爱老怜贫。抗日战争时期，阎道长在龙门洞数次建醮祈祷和平，追荐抗日阵亡将士。1945年，他亲自当众焚毁了道院多年出租田地的契约账单，并舍平地数十亩于贫苦百姓耕种，施粮米百亩担赈济孤寒，废除了道院对附近农民的剥削关系。1943年起，他多次利用龙门洞有利条件掩护地下党员避难脱险。中共陇东地下党负责人李义祥、张可夫等常与阎往来。1947年，地下党员潘自力因受国民党追捕，来龙门洞避难，被阎道长以道人身份予以掩护，临行时，阎道长给其银元作为盘缠。不久就被人告密，同年7月23日，国民党陇县公安局长带领40余人，持枪荷弹对龙门洞进行了搜查，一无所获后，欲逮捕阎崇德与数名道士，阎道长即大怒，痛骂道：“我把你们这些吃得红眼了的吃庙贼，龙门洞有什么事，我是当家的，要杀要砍，有我阎崇德一人承当，何以累及他人？”来人无奈，只得带了阎崇德一人关押于陇县看守所，月余后又押解西安监狱。在狱中，阎被审讯40多次，严刑拷打，坐老虎凳，备受折磨，直至解放后还双腿行动不便。但他意志坚定，闭口不言，未漏一点真情。国民党省党部及军统人员在口供俱无的情况下，只能将其以“通匪”之名看押。后经西安八仙庵监院邱明中道长（邱原系黄埔军校毕业生，曾任蒋介石近侍卫数年，后调军统局任特务营长，熊为其部下。抗战时，邱因不满蒋之逆行，愤而出家。）与当时的陕西省省长熊斌多次交涉，并以八仙庵3000万元（旧币）作期，于同年腊月十三日将阎崇德保释出监狱。先后共被关押140天。获释后，阎道长乞化于太白山中，1949年返龙门洞复任监院。阎崇德将追求道行圆满作为自己修行的目标，常对人讲：“道士不能轻易自称‘我是道士’，只能说是出家人。而所谓道士者，道德之士也，或有道之士也。”解放后，阎道长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认真贯彻党的宗教政策，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热情服务。土改中，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主动献出庙产土地，分给贫苦农民。镇反中，他带领公安人员捕捉暗藏在道教内的“一贯道”头子。1950年春，他又拿出龙门洞2000斤粮食发给农民度荒。1952年，抗美援朝中，他捐款50万元（旧币）支援前线。合作化运动中，他说服教徒入社，并自愿担任会计，积极工作，拿出庙产、耕畜粮食支持集体生产，救济困难群众。“文化大革民”中，党的宗教政策受到破坏，道观庙宇被砸，阎道长特别对打毁神像十分不满，被群众一度以“牛鬼蛇神”对待，让其与“四类分子”一起接受批判，并令其参加修路等劳动改造。阎崇德道长终生从道，其善行义举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肯定。解放后，他曾历任县人委委员、县人民代表、县政协常委、省人民代表和全国道教协会理事。1957年，参加中国道教协会成立大会，并受到了朱德委员长的接见。1971年冬，阎道长羽化于龙门洞庄房（三元宫），葬于龙门洞坟茔，终年73岁。有人曾说在太白山中见到了他，也有人说在崆峒山见到了他，是真是假，不得而知。
阎崇年人物介绍
阎崇年阎崇年，山东蓬莱人，汉族，现任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北京孔庙与国子监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名誉馆长。著名历史学家，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清史、满学，兼及北京史。为央视《百家讲坛》主讲“清十二帝疑案”“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大故宫”和“御窑千年”等系列讲座，在国内外引发强烈社会反响，被誉为《百家讲坛》的“开坛元勋”。论文集有《燕步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满学论集》《清史论集》《阎崇年自选集》等；专著有《努尔哈赤传》《清朝开国史》（上下卷）《康熙帝大传》《古都北京》（中、英、法、德文版）《袁崇焕传》等。主要作品结为25卷本《阎崇年集》、主要论文结为《阎崇年自选集》。主编学术丛刊《满学研究》第一至七辑和《袁崇焕学术论文集》等。先后发表满学、清史论文百余篇。倡议并主持第一至第五届国际满学研讨会。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文名：阎崇年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汉族出生地：山东蓬莱出生日期：1934年4月24日职业：学者毕业院校：北京师范大学主要成就：著名历史学家荣获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代表作品：《努尔哈赤传》《满学论集》《古都北京》《正说清朝十二帝》血型：AB人物经历早年生活1934年4月24日，阎崇年出生在山东蓬莱的解宋营一户渔民家庭，阎崇年在这个半渔半农的村子一直生活到15岁。谈起童年，他还有很清楚的印象。那时他随着家里务农，也随着渔民出海，体会过烈日炎炎的辛苦，也见过波涛汹涌的危险场面。这些经历，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影响很大。也正是在村里，阎崇年开始上学读书，也初次接触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阎崇年从北京市第六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老师主张历史不要光是在书斋里研究，要把历史还给群众，要用历史知识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主张既要对历史进行学术研究，又要注重对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阎崇年对历史的研究十分痴迷，为此还曾遭受过磨难。他曾在一所学校工作，有人说他走“白专”道路，是“右倾”，于是在1963年到1965年期间，他被下放到地处居庸关的北京南口农场，进行思想改造。逆境中阎崇年仍然不忘偷看历史书籍。一次他被找去谈话。领导问：“你为什么到农场？”他说：“改造思想。”“改造思想你为什么看线装书（历史书）？”他说：“我学清史啊，那时没有洋装书。”这位领导较为开明，没再批评他，只是让他注意群众影响，并安排他值夜班的工作，使他能有更多的时间读书。回想那段往事。书看得越多，阎崇年处事就越加地沉稳。“文革”期间，他既不参加“保皇派”、也不参加“造反派”，称自己是“逍遥派”。“文革”10年他没挨过斗，也没被抄过家。治学历程“我们应当对历史感到敬畏：为什么要“敬”？因为吸取前人经验会得到宝贵的智慧；为什么要“畏”？因为重蹈前人错误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应当敬畏历史，既不要忘却历史的耻辱，更不要抹去历史的辉煌。”“求真求理，史法自然，这是我治史的旨趣。研究历史，最难之处，在于两点：说别人没有说过的义理，用别人没有用过的史料。”（《阎崇年自选集·序》）“学术研究，贵在恒久。一个历史学者，穷其毕生精力，做学术论文，一年两三篇，总算不过数十篇而已，除去应时、应景、应急、应命之作外，真正能够观点新、资料新、论述新、语言新的新作、力作、佳作、名作，会有几篇？而论文中，几年之后，几十年后，几百年后，读之有用，品之有味，又会有几篇？学术论著应经得起历史的、地域的、学术的、国际的检验。”（《阎崇年自选集·序》）阎崇年回忆说：“我在中学时开始喜欢历史，从高中毕业后我就开始学历史，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我的中学是北京市第六中学，是当时全市最好的中学之一。考试时，我的历史成绩非常好。我的数理化成绩也很好，考过班上与全年级的第一。大学历史课学完后，就要选择某段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最初选择的是先秦的历史。当时，我二十多岁，去找一位我很崇拜的老先生，给他看我写的文章。老先生说好，鼓励我。他又提出自己的看法，说你最好不要研究先秦史，研究先秦史的优势在西安，陕西的考古发现与文献的第一手资料在那里。你在北京，从地理区位的优势上讲，你最好研究清朝历史，北京是清朝历史的重地。我觉得老人家讲得非常有道理。从1962年开始，我就开始研究清朝历史，一直没有动摇过。”阎崇年回忆说：“我作为一位布衣学者，个人心力之所及，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清朝开国史的学习与研究。撰写了《努尔哈赤传》、《袁崇焕研究论集》、《清朝开国史》和《清史论集》等论著，并发表若干篇论文，总数三百多万字。有人说，与清朝开国史的论著，目前阎崇年发表的字数是最多的。第二，满学的学习、开拓与研究。此前，于满洲的历史与文化，中外学者，多有研究，但以学科而言，有蒙古学，有藏学，却没有满洲学即满学。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阎崇年和国内外同仁一起，筚路蓝缕，开创满学，给出满学定义，创立北京满学会，出版《满学论集》，主编《满学研究》和《20世纪世界满学著作提要》，倡议并主持第一届至第五届国际满学研讨会。满学已被接纳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新学科。第三，利用电视平台，系统讲述历史。历史科学的传播，素有口述、图书、报刊、教学、文物等载体，近世又增加了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新载体。十五年来，阎崇年在中央电视台系统讲述、相应出版了《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大故宫》和《御窑千年》等五个系列，共二百多讲（集）。这种学者以语音、影像、文字三位一体系统传承历史科学，凭借电视、广播、网络进行全球性的中华历史文化传播，不仅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而且被誉为独着“影视史学”的先鞭。阎崇年发起倡议建立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倡议成立北京满学会，倡议并主持第一至第五届国际满学研讨会。百家讲坛从2004年3月走上《百家讲坛》，阎崇年已经渐渐成为一个公众人物。有人评价其大器晚成，到了70岁才盛名在外。但阎崇年却认为，成功是一个过程，没有终点。“其实我到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之前，同行都知道我。世界上从事清史和满学研究的同行，也都知道我。但是走向广大的观众，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我却还是第一次。”阎崇年指出，一个专家学者，首先必须要同行认可才行，其次，才要广大群众的认可。“一个人得到两个认可是很难的。纯学者的话，有同行认可就可以了。能够走向广大群众，再得到他们的认可，当然就更好了。”在求学路上屡获助学金帮助的阎崇年，更是把回报民众作为学者的职责之一。“一个学者有多种责任，第一种责任叫做学术责任。主要是与同行交流，推动学术交流。但学者还应有别的责任，就是把所学的知识，来自人民的，还要还给人民。我学习和研究清史有50年了，我想把我学的东西尽可能地回报给社会，回报给民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学者应该有的责任。2004年，阎崇年初登CCTV-10频道“百家讲坛”，主讲《清十二帝疑案》系列，共37讲。阎崇年自此成为“百家讲坛”走出低谷的转折点，并开创了正说历史的风尚。当时，阎崇年出版过一本《努尔哈赤传》，因此被认为是讲《清十二帝疑案》第一讲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最佳人选。栏目制片人聂丛丛拿着聘书到阎崇年家，阎崇年很是犹豫，只答应试一试。结果试讲效果非常好。录完以后，聂丛丛和编导请阎崇年吃饭，并提出请他负责讲完全部《清十二帝疑案》。阎崇年不敢答应，只同意再讲一集皇太极。讲完皇太极后，《清十二帝疑案》的收视率开始节节高升，“百家讲坛”的综合排名保持在科教频道的第二位。阎崇年也慢慢有了信心，于是又讲了康熙、雍正、乾隆，就这样延续下去，一直讲到了宣统。《清十二帝疑案》讲完了，阎崇年又开始讲《清十二帝疑案总说》、《清十二帝疑案答疑》，创下了当时科教频道的最高收视率0.57。阎崇年在讲稿基础上出版了《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热销数十万册，好评如潮。阎崇年曾说：这本书的读者面比较宽，上到院士，下至8岁的小学生都可以读。具体说来，这本书在四个方面有所尝试，即“正说”、“细说”、“通说”、“新说”。1、“正说”——与“戏说”历史不同，这本书强调“正说”。“正说”是按照历史原貌，向广大受众公正地、真实地讲述历史。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影视和文学作品，对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清朝历史和清朝皇帝情有独钟，并且逐渐“戏说”成风。这既引发了人们对清史的关注，又对它的真实性疑惑不解。人们普遍期待“正说”清史，这本书卖得好正是“久旱逢甘雨”的结果。其实，人们对“正说”与“戏说”都需要，既不能要求史家去“戏说”，也不必苛求影视家去“正说”。对受众来说，看“戏说”时应该知道这是“戏”，看的是热闹，不可当真；看“正说”时，应该知道这是“史”，了解的是“真实”，不能只图热闹。老百姓的文化素养提高了，就能辨别。2、“细说”——历史是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过去的历史书比较粗，教科书和史学著作通常是概括地梳理历史发展脉络，阐述重大历史事件，评述重要历史人物。比如光绪皇帝的死，就一个“崩”字。但这些小事件往往是观众、读者关注的重点、热点和疑点。阎崇年就把有关光绪帝死因的五种说法详细列出，从以前的档案、文献、口碑、论著的观点与资料出发，分析综合，加以解说。既有鲜明的观点、丰富的史料，又有细致的讲说、深入的分析，并讲述自己的见解。这样，历史就变得有血有肉，读起来就有味儿了。3、“通说”——阎崇年认为，对一个朝代的兴盛衰亡，横着看不出来，只有纵着看才可以。清朝全史、清朝列帝其贯通的内在联系，其兴衰、成败、治乱、福祸之镜鉴，需要系统地进行解说。比如，清朝十二帝各有其历史贡献，也各有其政弊。那么，清朝的兴、盛、衰、亡，有些什么经验与教训呢？清太祖努尔哈赤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宣衰世”的基因。显然八旗制度是其“种子”与“基因”的一个枢轴。八旗制度是清朝根本性的社会制度。八旗盛则清兴，八旗衰则清亡。4、“新说”——对清朝的好多事件，阎崇年做了“新说”。比如鸦片战争，以前中学教科书突出“落后就要挨打”，阎崇年讲“落后可能挨打”，认为鸦片战争失败的责任主要由道光帝承担。当时英军入侵，后方在大西洋那边，如果号召“勤王”，道光皇帝是有可能打败敌军的。弱胜强，少胜多的例子，历史上是很多的。道光皇帝的祖先，当年进行的萨尔浒之战、松锦之战，八旗军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2006年9月，阎崇年再登“百家讲坛”，主讲《明亡清兴六十年》系列，共46讲，并出版同名图书。2008年3月，阎崇年三登“百家讲坛”，主讲《康熙大帝》系列，共23讲，并出版同名著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当阎崇年研究清史时，就是从研究康熙入手的。1964年，他写出论文《评康熙帝》，但过了多年才获发表。尔后，他研究重点转到清入关前，但对康熙朝历史的关注从未懈怠。“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放弃对康熙朝历史的学习与关注，时时事事处处，始终萦绕于心。”也因此，在百家讲坛完成《康熙大帝》系列讲座，当他对康熙朝历史做一次系统的梳理后，他认为这也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在《康熙大帝》一书中，阎崇年从国际、平民、电视、公正和人文等五大视角，对康熙的成长经历、丰功伟绩、日常生活、遗憾缺失等一一进行阐述，视野开阔，情节跌宕，分析精当，给读者呈现出一位性格鲜明、大智大勇、文韬武略的千年一帝的丰满形象。阎崇年说，希望这本书成为励志读物，他认为，励志的对象可以说是遍及各种读者类型。对于小读者而言，康熙的自强不息精神值得推崇，他小时候就失去父母，还患过天花，但他克服困难，一步步实现自己的宏愿。对于中年读者来说，应该从书中了解康熙如何为了国家进行不屈不挠的奋斗。而作为特定读者群的公务员从中会汲取营养，那就是了解康熙如何治国。而说到康熙个人修养、自身学习时，阎崇年很推崇一句话：“圣人、贤人和凡人、俗人有什么区别，就两个字——志、学。”2012年，阎崇年第四次登上“百家讲坛”，主讲《大故宫》系列，共64讲。同时出版《大故宫1》、《大故宫2》、《大故宫3》三部著作，在全国掀起关注、学习和研究故宫的热潮。阎崇年担任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等职务，其历史研究课题多与故宫相关。在多次实地考察北京明清故宫、沈阳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地后，阎崇年首次提出“大故宫”概念，旋即引发了创作灵感——在大中华文化背景下，从故宫入手，寻求解读历史的突破口。在这一灵感的激发下，阎崇年决定打开故宫外延，首次将颐和园、圆明园、北海、景山、避暑山庄、木兰围场、明清皇陵、沈阳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等，纳入故宫姻系，并以此为脉络，透彻解析绵延千百年的封建皇家族系、机制构架、社会人文、文化渊源，以及建筑、文物、民风等，做一个“故宫大百科”式的宏大项目。阎崇年说，他以往的讲坛类节目，主要沿历史人物的生命轨迹，以时间为顺序，逐渐演绎推进；这次主讲《大故宫》，则是以建筑空间为顺序，作为讲述的主线索。每一讲，都先设定一个空间的概念，再让这个空间里的时间、人物、事件、建筑、文物等“落地生根”。在阎崇年看来，要讲清楚“大故宫”，必须“先看世界，再看中国”。为此，阎崇年广泛联系了国外史学家、汉学家，并与两岸故宫博物院“掌门人”，以及建筑、历史、文物等领域的诸多专家沟通，力求为“大故宫”获得立足于东西方比较文化根基之上的多视角、多元化解读。阎崇年说，仅仅是资料搜集、联系专家等准备工作，就花费了他整整一年的时间。2017年，阎崇年第五次登上“百家讲坛”，主讲《御窑千年》。同名专著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是一部历史学家撰写的简明瓷器文化史。作者立足于千年中国历史，品味御窑瓷器的传世精品，纵论御窑的兴与衰，透视瓷器的情与趣。历史的观察，人文的叙述，以小见大，寓理于器，淋漓尽致地展现御窑及瓷器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作用，画龙点睛地提升瓷器之路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全书以御窑和御窑瓷器为核心，探讨瓷器背后的历史大事，歌颂伟大的工匠精神，探索御窑千年的生命与灵魂在于创新——思想创新、管理创新、技艺创新、产品创新，揭示陶瓷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全书点面结合，学术性与普及性兼顾，是近年来以瓷器为切入点介绍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多得的一部佳作。2018年，阎崇年以85岁高龄，推出经20年积累与研究、原创性的学术专著《森林帝国》。书中首次提出森林文化、森林帝国、中华古代文明五种文化形态，即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和东暨南部沿海及岛屿海洋文化的概念。并论述文化统合的概念。书中纵向以时间为经、从商周肃慎、挹娄、勿吉、__、女真、满洲三千年看清朝三百年，横向以空间为纬、从地球北半球看东北亚森林带、从东北亚看中国东北森林文化、从森林文化看清朝兴起、鼎盛的文化之因。清朝前期实行文化统合，以森林文化为纽带，逐步统合农耕、草原、高原、海洋文化地域，出现一个1400万平方公里版图的中华大帝国，屹立于世界东方。这些新概念的提出，不仅有助于分析、研究和阐述森林帝国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文化根因，而且有助于澄清两个认识误区：第一，认为中华文明帝国只有一种文化形态；第二，认为文化统合就是文化征服或文化同化。中华文明之博大，在于其文化多元；中华文明之绵延，在于其文化统合。中华文明发展宝贵经验在于两个字——“合”与“一”，实现中华文化多元统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统一。个人作品成就荣誉人生体悟四合哲学“四合”是阎崇年的人生哲学观。阎崇年认为，“止于至善”是《大学》指明的人性修养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达到“至善”的大境界。具体说来，“止于至善”，就是要科学地调理天、地、人、己的四维关系，达到“四合”，也就是要达到天合、地合、人合、己合。达到四合是个过程，不断趋近“四合”，攀升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天合就是天人关系，是中华文化和人生智慧的一大特点。天，有多种解释：天命、天道、天理、天时等。这里说的天，主要是指天时。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首先面对的是天时。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就是说要探究天与人的关系。“天时”有大天时、小天时。魏源在《圣武记》中说：“小天时决利钝，大天时决兴亡。”就是说，成小事业者要有小天时，成大事业者必有大天时。天时不停地在变。《易经》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说的是天体在不停地运行，人要不断地努力。既然人与天经常不合，那么怎样使它“合”呢？重要的是：察知天时，顺应天时，不失天时。一是察知天时。人们常说：“知时务者为俊杰。”俊杰的一个特点是要“知时务”，就是要知天时、识事务。古代杰出人物的察天时，主要感悟天时、顺应天时。二是顺应天时。《老子》说：“动善时。”《孟子·离娄上》也说：“顺天者存，逆天者亡。”都是说行动要顺应天时。三是不失天时。《晋书·宣帝纪》说：“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也。”人与天的关系是：既不违时，也不失时。地合主要指环境与自身的平衡关系。“地合”的含义比“地利”更宽泛，它的含义主要有四：一是知地利，二是用地利，三是借地利，四是节地利。就是说人同地，既矛盾又谐和，矛盾中求谐和，谐和中求发展，力求自身与环境的平衡。人合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睦、求同、融合，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矛盾、冲突。做事、做人，为官、为政，“人合”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做大事业者，必有大“人合”。可以说有多大的“人合”，就有多宽的胸怀，有多高的境界，成多大的事业。所谓“人合”，碰到的难题是：如何对待小人和敌人。遇到友人和贵人，要恭敬；遇到小人和敌人，要感谢。己合主要是生理平衡、心理平衡、伦理平衡。其一，生理平衡。人的生理，经常处于不平衡状态，所以会生病。人们往往被疾病和痛苦所折磨。生病有外因，更重要的是内因。要维持生理平衡，要促使身体健康。严格地说，有多健康的身体，就能做多大的事业。要善于调整身体内在因素，尽可能保持一个平衡、健康的身体。其二，心理平衡。人的心理经常处于不平衡状态，所以有苦闷、烦恼、焦虑和烦躁。要使心理平衡，重要的是心态，要有黄金心态。所谓黄金心态，就是碰到困难要阳光、喜悦，遇到委屈要坦荡、豁达，遭遇坎坷要淡泊、宁静，面临胜利要谦虚、谨慎。具体来说，应注意事大气静、顺谦逆奋。其三，伦理平衡。伦理平衡，重在修身。《大学》的“八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既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根本，也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所以，“八目”的核心是修身，而修身的要义是克己从善，其指就是“止于至善”，也就是达到“四合”。修身所追求的目标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上》）像范仲淹《岳阳楼记》所追求的修身意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力求达到张横渠所言的最高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八十人生阎崇年说：“我受了商人之家的影响，跟纯农民来讲，品格中多了一些机变。跟纯城市人比呢，多了一些吃苦能力。跟纯市民来比呢，又多了一点勇敢。”比较能吃苦一点，比较勇敢一点，也比较机变一点，这三点对他的治学影响很大。“治学必须要吃苦，要勇敢，因为你学术要突破，不停地创新，不停地突破，创新、突破要有胆量。”勤奋、刻苦、执着、创新这些固然重要，但他始终认为勇敢是作为学者最为重要的品格，自己能够在学术界有一点成就，或许就是因为比同行多一些勇敢的原因。“一个学者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胆量是不行的。”阎崇年说。阎崇年说：“一生颠簸，志在于学。学术之路，漫长曲折，求真求理，笃志弥坚。吾二十岁后步入史学领域，五十岁始于清史领域攀登，六十岁始于满洲学中开拓，七十岁始于影视史学探索，八十岁始于森林文化研究。借用屈原《离骚》中文字作为本序结语：“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合书屋北京北四环，北京社会科学院。阎老师就住在院内的宿舍里，三室一厅的房间几乎是书充满的。进门的门道右侧，就是一排书柜，客厅很宽大，东北两面，高大的书柜一直到房顶，地上也摞满了书。书房在南面，门的上方题写着：“四合书屋”。东西两侧的书架里放满了书，南面的书桌上放着电脑、传真机和一些书刊，已无下手之处。阎老师写作主要在客厅。房中一个小圆桌，一部笔记本电脑，足矣。有时就在这个大圆桌上写作，桌上的一些零食，专为客人们准备，好友来时，一杯清茶、几碟干果，谈事叙情。好友告辞，桌上一推，也不收拾，放上电脑，又可写作了。阎先生平时不健身，不吃保健品、补药，吃饭什么的也不讲究，要说有什么养生之道，“只有比较乐观而已”。参观过四合书屋的朋友说：米寿可待、白寿可期的阎先生，一定能坐拥书城，继续做些大点儿的事。更有人赋诗一首：崇名四海五洲同，年逾古稀文更雄。公道在心书在手，赞声常漾讲坛中。最新动态
怎样知道他喜欢你
我感觉他给你衣服盖,就已经你在他眼中了.不必怀疑什么,你勇敢表白.或许他也喜欢你呢是吧
你想知道他怎么喜欢你 ,你在QQ上问问他 喜欢什么样的女生.然后你问他你觉得我是么
或者你每次主动跟他聊天。聊得很长很长。然后让他心里慢慢的有你。
只要他心里有你 眼中有你,他所做一切都是为你做的。他关心你.爱护你
都是因为你在他心中已经占了一部分,如果你感觉他的动作是在你面前很内什么[[比如：在你面前他会引你注目]这就说明他心里有你。
努尔哈赤的四个大妃
1、孝慈高皇后，叶赫那拉氏，名孟古哲哲。叶赫贝勒杨吉努之女。明万历三年乙亥生，十六年九月嫁努尔哈赤为侧福晋。三十一年癸卯九月二十七日薨，年二十九，祔葬福陵。
2、寿康妃，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炳图郡王孔果尔之女。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正月嫁努尔哈赤为侧福晋。顺治十八年十月，康熙帝尊封为皇曾祖寿康太妃，行册封礼。康熙四年乙己十二月二十五日薨；
3、元妃，佟佳氏，名哈哈纳扎青。女一皇长女，嫁董鄂氏何和礼，称东果格格，封固伦公主努尔哈赤入赘元配嫡福晋，为第一任大福晋史称太祖元妃；
4、继妃，富察氏，名衮代。莽塞杜诸之女。万历十三年嫁努尔哈赤，继室大福晋，为第二任大福晋。天命五年二月，以窃藏金帛，迫令自尽，葬福陵之外，史称太祖继妃。
贝勒和王爷有什么区别？
1、时代不同。贝勒是清代宗室的爵位，是清朝才有的。而王爷则是早从汉朝开始的，那时候就盛行封皇子、皇帝兄弟为王。2、所封人群不同。有贝勒爵位的人都是皇室出身。而王爷既可以是皇室出身，也可以是对国家和民族有贡献的平民，如韩信等。3、等级不同。贝勒是宗室封爵第三级，清建国后，成为宗室封爵名，全称为多罗贝勒。而王爷封建时代尊称有王爵封号的人，为第一级。
郡王衔贝勒是什么意思
郡王衔贝勒就是他是贝勒爵位，但是享受郡王的待遇因为年纪小或者军功不够，不能直接封郡王。多罗贝勒，原为满族贵族称号，即金代“勃极烈”的意译。宗室封爵第三级，清建国后，成为宗室封爵名，全称为多罗贝勒。清初，天命年间置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崇德元年(1636年)，定王公以下九等爵以封宗室，多罗贝勒为三等爵，位次多罗郡王之下，固山贝子之上。亦用以封蒙古贵族。清代，有多罗郡王一爵，简称为郡王，为宗室内外藩封爵之第二等。第一等为和硕亲王。朝服、蟒袍、朝珠规制与亲王世子同。满语“多罗”，其义为礼、道、理。将其放在爵位前面，有“礼的、道的”意思。所以，多罗郡王，也简称礼郡王或理郡王。清代奉行降等世袭制度，通常来说亲王的嫡长子会袭封郡王爵位。除此之外还有克勤郡王和顺承郡王两家铁帽子王世袭罔替郡王爵位。郡王长子明轿一，暖轿一。自贝勒以上，用舆夫八人。红盖，红幨，红帏。馀如郡王。郡王长子福晋暖轿及朱轮车，四角蓝缘，蓝幨。馀如郡王福晋。初制，郡王长子妃轿、车盖、帏与郡王侧妃同。其侧妃轿、车，红盖，四角青缘，青帏，红幨。
为什么唐人只避讳李世民的民但不避讳世呢
民和世都不避讳，只有两个字不在一起就行。
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8年1月28日－公元649年7月10日），祖籍陇西成纪，是唐高祖李渊和窦皇后的次子，唐朝第二位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诗人。
李世民少年从军，曾去雁门关营救隋炀帝。唐朝建立后，李世民官居尚书令、右武候大将军，受封为秦国公，后晋封为秦王，先后率部平定了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军阀，在唐朝的建立与统一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
公元626年7月2日（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自己的兄长太子李建成、四弟齐王李元吉及二人诸子，被立为太子，唐高祖李渊不久退位，李世民即位，改元贞观。
唐高宗为什么要把六部中的“民部”改为“户部”，是为了避李世民的讳吗？那为什么在李世民时期不改？
唐高宗把六部中的“民部”改为“户部”的确是为了避李世民的讳。李世民的名字中有“民”字，为了表示对先皇的尊重和避讳，唐高宗下令将“民部”改为“户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避讳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礼节，指的是在言行中避免提及某些不吉利或不便提及的事物，如皇帝或祖先的名字。因此，避讳不仅是在唐高宗时期存在，而是在整个古代都存在。在李世民时期，即唐朝初年，避讳的规定还没有像唐高宗时期那么严格，因此并没有立即对“民部”进行改名。此外，在古代，朝廷机构的名称通常是由皇帝决定的，如果李世民没有决定改变“民部”的名称，那么这一名称就不会被改变。总之，唐高宗把“民部”改为“户部”是为了避李世民的讳，但这并不是一个突然的决定，而是遵循古代礼节的必要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