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怎么了?
北京时间8月23日，2008年北京奥运会跆拳道女子67公斤以上级比赛在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举行，在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两届卫冕冠军中国选手陈中在1比0战胜了英国选手斯蒂文森后不久，比赛结果随后被裁判改判，陈中因此无缘半决赛。
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赛后，英国跆拳道队提出了上诉，认为在比赛中英国选手斯蒂文森的一次下劈击中了陈中，斯蒂文森应该获得2分。
随后裁判委员会召开会议，仔细研究了这场比赛的录像，裁定英国选手斯蒂文森的进攻确实有效，击中了陈中的头部，并对斯蒂文森追加了2分。这样，比赛结果就是英国选手斯蒂文森以2比1击败了陈中，斯蒂文森进入半决赛，而陈中则遗憾的无缘半决赛，也失去了卫冕的机会。
年仅25岁的陈中已经是两届奥运冠军得主，她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和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均获得了跆拳道女子67公斤以上级的金牌，这次因为这场意外的改判而错失了第三次夺冠的机会，也失去了成为中国首位在同一项比赛中获得奥运三连冠选手的机会，相当可惜。
不过陈中还将进入到复活赛，她将有机会去争夺一枚铜牌。
陈中浙的个人荣誉
1、1993年书法作品《李白·登高眺望远》获《第五届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比赛》优秀奖（最高奖）（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2、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苏轼书画艺术与佛教研究》，获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创新工作奖。3、2005年11月专著《苏轼书画艺术与佛教》获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中国书法最高奖项，中宣部协办，中国文联、中国书协主办）4、2003年度中央党校哲学部年度考核优秀5、2005年、2006年两次获哲学部学位研究生教学数量奖（第一名）6、2008年度中央党校哲学部年度考核优秀7、2009年10月专著《一超直入如来地：董其昌书画中的禅意》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8、中央党校第二届“人才强校”奖获得者（每三年一次，一次4到6人。这个奖项是中央党校给予教师的最高荣誉）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对我国带来了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 参考文献
一、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特别是农村人口占很大比重的国家。改革开放前，处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束缚、闭关自锁的封闭状态，特别是“文革”期间，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物资短缺，日用生活品严重匮乏，国民经济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向改革开放的号角之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先行，从农村起步，逐步向城市推进，从国有企业改革到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从所有制结构改革到分配制度改革，再到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前进的改革。逐步推进其他方面的改革。改革与开放两个轮子同时推进，相互促进，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
广大农民群众焕发出空前劳动积极性。僵化的经济体制被冲破了，国有企业从主要依靠政府和政策，逐步转向主要依靠市场和法律，现代企业制度陆续建立。这些大大增强了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竞争力。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市场机制的引进，使经济日趋活跃、市场逐步繁荣、人民群众不断受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上首次结合了起来，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科技、教育体制的改革，使科技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大大提高了自主创新能力，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教育事业全面发展，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从经济特区的创建开始，到加入WTO，我国已经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和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从2165亿美元增长到26269亿美元，年均增长9.7％，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经济平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我国连续2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的新奇迹，刷新了世界记录。
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前不久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表明，在过去25年全球脱贫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中，有67％的成就归功于中国。各类商品丰富多彩、应有尽有的时代取代了商品匮乏的短缺经济时代。我国人民千百年来衣食无虞的梦想变成现实，实现了由贫困——温饱——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大批外逃的现象早已销声匿迹，并出现回流的现象。
过去想做而做不到的大事，如三峡大坝、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神州飞船、嫦娥一号卫星等一大批重大科技项目，都频频传来捷报。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度增强。
二、改革开放使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更具优势：
从政治上看，一方面，我国曾经是一个经历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民主传统比较薄弱的国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严重的个人崇拜使得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蒙上了传统专制主义的阴影，等级观念、人治观等封建政治文化的观念大量沉积。加上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府职能错位缺位越位，等等，这些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不相适应。
另一方面，民主与法制基础比较薄弱，政治文明发展起步较晚；长期形成的阶级斗争的定性思维，以及人们通常将“西方”与“中国”的政治理念和实践模式看成“水火不相容”的，给我国政治文明的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障碍，给政治改革带来一定的阻力。再一方面，西方敌对势力确实企图“西化”、“分化”中国；国内极少数人企图呼应西方敌对势力的图谋。这一切说明了实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同时表明政治改革不能急于求成、盲目推进。
面对上述形势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民主的基本原理，立足本国国情，又吸收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
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把扩大民主同健全法制结合起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提高。人民民主的内容不断丰富、形式不断创新、实践不断深化。同时，健全法律体系和法制制度，开展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实施依法治国。
同时，积极实施政府机构的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使政府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逐步完善，宏观调控能力不断增强。把促进政治权力有效运行与有效监督结合起来。形成了既能广泛发扬民主，又能实现高度集中；既充满生机活力，又富有效率；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又能够保持国家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和谐；既尊重大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意见的政治发展道路，民主政治建设呈现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人治”时代正在被“法治”时代所取代，广大公民的合法权益越来越得到保障，服务型政府正在形成，显示出鲜明的特点和优势。
与接受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原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以及非洲一些国家政权垮台和社会动乱、社会秩序瘫痪、经济危机不断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不断发展，实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从而使我国实现社会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三、改革开放使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焕发了生机活力：
改革开放前，中国文化建设底子薄，又遭到“文革”的严重摧残，人们思想观念上存在着简单地以“政治”画线，排斥外来文化、鄙视传统文化的观念，知识和文化处于贬值状态。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被冲破，伟大的革新创造精神、开拓进取、实干兴邦精神被激发，人类创造的先进思想文化、思维方式被我们所接受。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为凝聚人心的强大思想武器，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精神支柱。尊重知识、尊重教育、尊重人才、推崇优秀文化蔚然成风。
从教育、科技体制改革开始，我国不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各级各类教育迅速发展，教育质量全面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取得巨大进步，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文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日益繁荣，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得到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不断扩大。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正在被激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在中华大地兴起，有力地推动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局面的到来。
总之，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外交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取得巨大的发展进步。鸦片战争以来，饱受西方列强欺凌、频遭西方列强侵略的中华民族，已经走向振兴。神州大地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
小论财务与会计的关系参考文献 跪求啊亲，明天最后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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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全部名单
内容如下：学术委员会：委员名单（23人）王伟林（江苏）王晓光（上海）方爱龙（浙江）叶鹏飞（江苏）叶培贵（北京）朱以撒（福建）刘宗超（河北）刘恒（中直）祁小春（广东）李一（中直）张天弓（湖北）张辛（北京）张金梁（吉林）陆明君（中直）陈志平（广东）陈振濂（浙江）郑训佐（山东）胡传海（上海）姜寿田（河南）姚国瑾（山西）黄君（江西）曹建（重庆）赖非（山东）行书委员会：委员名单（35人）于明诠（山东）王卫军（江苏）王学岭（解放军）王忠勇（广东）王金泉（安徽）方建光（山东）龙开胜（解放军）代跃（四川）朱敏（江苏）刘云鹏（安徽）刘月卯（河北）刘京闻（河北）刘新德（云南）米闹（河南）李有来（解放军）李远东（广东）吴东民（海南）张卫东（上海）张世刚（辽宁）张胜伟（陕西）陈忠康（中直）陈胜凯（福建）范硕（河北）赵雁君（浙江）胡崇炜（辽宁）柯云瀚（福建）施恩波（辽宁）夏奇星（湖北）徐海（中直）蒋乐志（山东）韩戾军（吉林）遆高亮（陕西）谢少承（解放军）漆钢（重庆）薛养贤（陕西）相关内容：中国书法家协会制订了《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七届委员会调整增补标准和原则》，对原六届委员会所设机构和组成人员进行了调整。中国书协机关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在委员会中不兼职。调整后的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七届委员会共设立13个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篆书委员会、隶书委员会、楷书委员会、行书委员会、草书委员会、篆刻委员会、刻字硬笔委员会、书法行业建设委员会、书法教育委员会、新闻出版传媒委员会、女书法家委员会、国际交流委员会。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全国各民族书法家和书法工作者组成的专业性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书法界的桥梁和纽带，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力量。中国书法家协会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团体会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创建于1981年5月。成立至今，书法在艺术创作、学术研究、书法教育、对外交流和组织管理等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中国书法家协会现有40个团体会员和15000余名个人会员。
苏轼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精髓
苏轼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精髓苏轼是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对儒释道三种思想都有吸收，且有独到的见解，认为三者相通。他将三者相互融通，注入自己的生命中，形成了独特的生命形态，为后人欣羡和瞻仰。儒家·执着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士人的文化基因，“圣贤书”培养了他们的思想根基。苏轼信奉儒家仁民爱物、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自言青年时“好贾谊、陆贽（西汉名儒）书”。年少时，其母程氏为他读《后汉书·范滂传》，小东坡听后，就有志于学习东汉名士范滂勇敢、刚正不阿的精神。在考中科举、入仕之后，颇有用世之志。在朝中，有志于改革朝政，敢于直言。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反对新党的王安石新法，但是也反对旧党司马光的全盘否定新法。在地方做官时，勤于政事，为地方百姓做实事，造福一方百姓。苏轼有仁民爱物的儒家精神，他性情温和，心地光明，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对尘世人间怀有热爱，对人世生活抱有积极的态度。另一方面，东坡又“一肚皮不合时宜”，也是源于一腔正气，因而对政治弊端不能姑息，勇于批判社会现实，如《吴中田妇叹》中所写：“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敢于为人民发声，批判时弊，其根基为儒家的一股正气、致力于除弊的执着精神。道家·洒脱苏轼的仕途并不顺利，一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一次是在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一次是59岁被贬到惠州，后又被贬到儋州，对他是极大的摧残。向外积极入世、用世的挫折，使他向内寻求心灵的慰藉，道家思想无疑是抚慰心灵的良药。苏轼是四川人，李白也是少居蜀中，巴蜀地区道教风气较浓，并非一味地如儒家一样方正，他少年时期曾拜道士张易简为师。年少时就爱读《庄子》，曾说“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道家注重自然，将儒家的视野从社会人生延展到浩渺宇宙，让心灵徜徉于天地万物之间。苏轼吸收了道家顺应自然的基本思想，曾在词中写道“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即使在逆境无可奈何，也持心宁静，随遇而安，顺其自然。人生多歧路，面对不幸遭遇，苏轼能以道家思想自我调节、自我解脱。苏轼在《赤壁赋》中写道，“逝者（水）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月）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化用了庄子相对主义的思想，突破人生有限的观念，将境界扩宽至宇宙万物的无限时空——不必为现世的短暂而徒然感伤，不必以自己的一段人生为衡量尺度。放眼天地万物，无所谓永恒与短暂。人亦是自然中一分子，本与万物同化。这种超然物外的洒脱，使他获得心灵的释然，以乐观旷达的精神笑对人生。佛家·圆融苏轼并非佛教徒，但与佛门弟子有密切的交往。他本人的坎坷人生经历，也使他在佛教思想中寻求精神的皈依。东坡曾在诗文中写道“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南华寺》）可见其受到佛家思想的浸染。东坡学禅，并非是虚谈佛理，或是学佛家的清规戒律，而是深深地融入生活，与自己对社会人生的体验相融，增加思想的厚度，升华人生的境界。
苏东坡与佛道两家之关系
? ? 苏东坡做为一代文豪大儒，影响力巨大，因为他这种特殊的身份，历代一些佛教人士因为宣扬信仰的因素，难免会有意无意的加以利用，比如世俗流传最广的其和佛印有关的段子，真真假假，有心无心，实在是难以赘述。
然而深究起来，真正对苏东坡的思想产生影响的，怕还是道家大一些！
? ? ? 苏东坡（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 ? ? ? 说起与苏东坡有交集的较亲密的道士大约有陈太初、吴复古二人，陈太初是其早年同学，据传颇有神异，二人交集不多，相互谈不上多大影响。而吴复古和苏东坡的关系，则要亲密的多，这个在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里面有较详细的讲述。
? ? ? ? 吴复古，字子野，号远游，“潮州前八贤”之一，今汕头人。生于北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逝于徽宗建中靖国元（1101），年近百岁。
? ? ? ? 吴复古与苏轼的第一次见面，是熙宁十年(1077年)，吴当时已年过古稀，苏东坡不惑之年。是岁一月，苏东坡改任徐州，经青州赴济南，这才有了与吴复古的首次见面，二人相见恨晚，结为莫逆。
? ? ? 苏东坡后来追述此次会面，说是：“子野一见仆，便谕出世法”，“仆虽未能行，然喜诵其言，盖尝作《问养生》一篇，为子野出也”。
? ? ? 元丰六年（1083），吴复古赴黄州探询苏轼。天祐八年（1093），一度复出的苏轼外调出任定州太守，行前，吴复古赴京再会苏轼。第二年，苏轼转任英州知州，将长途跋涉到岭南赴任。吴复古闻讯，赶到真定、扬州与苏轼作别。绍圣三年（1096），吴复古往惠州访苏轼，一住逾三月，过从更加密切。后来苏轼贬海南，当时的吴复古已年逾九旬，竟不顾年老体迈，一路风餐露宿，专程赶到儋州探望苏东坡，令苏东坡深为感动。吴复古还告以朝廷可能要起用逐臣的消息。两人见面，作通宵长谈，苏东坡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作诗赠吴复古。
笑谈惊半夜，
风雨暗长檠。
鸡唱山椒晓，
钟鸣霜外声。
? ? ? 元符三年（1100）在五月，96岁高龄的吴复古与广州玄妙观道士何崇道等自番禺追至清远峡送别，把苏东坡遇赦的喜信告诉他，并告诉他要调到雷州半岛西边的一县去。这消息不久就由秦观（1049-1100）的来信证实，秦观是谪居雷州，刚刚接到特赦令。
? ? ? 苏东坡费时好久才离开了海南岛。他是等搭福建一只大船过海，但是空等了些日子，只好和吴复古、儿子过（1059-1119）、他的大狗“乌嘴”一起渡海。这一群人一起到雷州去探望秦观，然后吴复古自己离去，飘然不见。吴复古及一群和尚追上了他们，和苏东坡在船上盘桓了几天。忽然吴复古生了病，不久死去，就那么简单省事。临死时，苏东坡问有什么嘱托，他微笑一下，闭上了眼。（林语堂）
? ? 苏东坡为吴复古写了祭文：“呜呼子野。道与世违。寂默自求。阖门垂帏。兀尔坐忘。有似子微。或似壶子。杜气发机。徧交公卿。靡所求希。志人缓已。忘其渴饥。道路为家。惟义是归。卒老於行。终不自非。送我北还。中道弊衣。有疾不药。但却甘肥。问以後事。一笑而麾。飘然脱去。云散露晞。我独何为。感叹歔欷。一酬告诀。逝舟东飞。尚飨。”
? ? ? ? 其中有——问以后事，一笑而麾，飘然脱去的描写，记述了这位道家人士的洒脱和超然。
而后三个月，苏东坡也逝世！
? ? ? 傅藻——《东坡纪年录》记载，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苏东坡病了几十日，二十六日，已到了弥留之际。
? ? ? ? 他对自己的三个儿子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坠。”又说：“至时，慎毋哭泣，让我坦然化去。”
? ? ? 苏轼的佛友，武康县(今浙江德清西)隆教院的长老——维琳，前来探望，对他说了一首偈语，苏轼回答说:
“与君皆丙子，
各已三万日。
一日一千偈，
电往那能诘。
大患缘有身，
无身则无疾。
平生笑摩什，
神咒真浪出。”
? ? ? 维琳不 懂“神咒”的含义，苏轼就讨了笔来写给他看:“昔鸠摩罗什病亟，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诵以 免难，不及事而终。”(后秦时天竺高僧鸠摩罗刹病危，便口出三道神咒叫他的外国徒弟诵读禳解，结果毫无效验．苏轼觉得他的举动很可笑，认为能参透生死才是真正的大彻大悟)
? ? ? ? 七月二十八日即苏轼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他要求沐浴，并换上朝衣，从容地等待死神的降临，当时侍候在病榻旁的有故友钱世雄和维琳等人。在苏轼的弥留之际，他的听觉和视觉已经失去。
? ? 僧人惟琳方丈凑近他的耳朵大声说：“端明宜勿忘。”苏轼说：西方不无，但个里著力不得。”钱世雄在旁大声说：“固先生平时履践，今此更须著力。苏轼声音已很微弱，他说：“著力即差。”语绝而逝。
? ? ? 惟琳方丈大声告诉苏东坡不要忘了往生西方的事，苏东坡在垂死状态下，居然说西方是有，但这里用力不得。细品语气，其实是可有可无的意思——或许有，但别用力去作！这要是寻常信徒，垂死之即抓住一根稻草，断不会有此语，但心思通透的读书人，却是难以随便糊弄。钱世雄又在傍边大声说，这都是你平时信佛干的事，现在更要用力。苏东坡居然用最后一口气回答——用力就错了！语绝而逝。苏东坡作为一代大儒，面对死亡也不违本心，这与王阳明临终前说此心光明，夫复何言的状态何其相似。
? ? ? 要言之，即便到临终之时，苏东坡对佛家也是不大信的，持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最终所本的依然是顺应自然的道家态度，这种临终的状态，最能说明一个人的本心！这在他开始对儿子和维琳方丈的回答就可以看的出来，他先是对儿子说我平日又不曾作恶，必然也不会下地狱，这意思是我问心无愧，不关信不信什么的事儿。对维琳和尚笑话鸠摩罗什念咒乞命，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往生西方的不怎么在乎。
? ? ? ? 其实这也算是传统读书人的常态，进则儒退则道，完美的一个人生组合。因为作为一个本土哲思，道家和儒家在个人心性的修持上有太多的重合点。
? ? ? 就苏东坡所作《赤壁赋》《水调歌头》等名篇来看，也多是超迈通脱的道家态度，故而世称其苏仙而非苏佛，还是很有道理的。
求苏轼和佛教的文献综述。。
苏轼一生在政治上颇不得志，曾饱经忧患，倍尝颠沛流离贬黜放逐之苦。他的思想成分相当复杂，早年是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占主导地位，中年以后历经坎坷，释道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他所到之处，多与高僧大德密切往来。晚年，佛学思想对他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其文学作品中的反映也越来越明显，佛学思想使苏轼在痛苦的人生忧患之中得到精神慰藉和解脱。在参透荣辱得失苦乐进退利害安危等世俗烦恼之后，他的思想有了超凡脱俗的升华，其乐观旷达的博大胸怀，其空灵澄彻的精神境界，使其作品具有一种特殊的感染力。
苏轼信仰佛学是有一定家庭渊源的。在元丰八年50岁时所写《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叙》中，他曾追忆：
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赠中大夫讳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
捐馆之日，追述遗意，舍所爱作佛事，虽力有所止，而志则无尽。苏轼曾“敬舍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遗留簪珥，命工胡锡采画佛像，以荐父母冥福”，并为此写了《阿弥陀佛颂》，颂中说：
我造无始业，本从一念生。既从一念生，还从一念灭。生灭灭尽处，则与我佛同。深得净土宗真趣。苏轼盟岁时为亡褰王闰之作锕弥陀佛赞》其中说到：丈六长身不为大，方寸千佛夫岂小，此心平处是西方，闭眼使到无魔娆。这说明苏轼对《阿弥陀佛绎》确有比较深刻的研究，也表明他对西方净土的真心向往。
苏轼认真重视和研究佛学，始于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之后，这在写于元丰七年的《黄州安国寺记》中有明确的记载。
元丰二年十二月，余自昊兴守得罪，上不忍诛，以为黄州团练副使，使思过而自新
焉。
他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觉得自己，
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
僧，求一洗之。于是他找到了安国寺，
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查，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妬所从生而不可
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修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苏轼同时期写的《答毕仲举书》也写到此事。毕仲举远在罗山，写信给苏轼，建议他读佛书及合药救人。苏轼说：
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灌，若农夫之去草，旋
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除了“暗塞”云云是自谦之语外，从这一段话里可以看出苏轼对佛经义理是真诚信仰实地奉行的。这和那些附庸风雅、高谈阔论佛理禅机而并不真正奉行的人是完全不同的。苏轼把这一类自命“超然玄悟”的“世之君子”讽刺为谈食龙肉者。他说：“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真是一语破的，揭穿了那些高雅之士专事空谈的假面。
(毕仲举)来书云，处世得安稳无病，粗衣饱饭，不造冤业，乃为至足。苏轼“三复斯言，感叹无穷”。他不完全同意毕仲举的粗浅认识，而是深入一步地阐释说：
世人所作，举足动念，无非是业；不必刑杀无罪，取非其有，然后为冤业也。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苏轼对佛教业报理论的领会要比毕仲举深刻透彻得多。
苏轼重视《楞伽经》，他认为这部经是微妙第一的“佛语心品”，是“句句皆理，字字皆法”的神圣经典，但由于它义趣幽眇，文字简古，非反复诵读认真领会不能得其真意。元丰八年二月，50岁的苏轼过南都时，拜访年已79岁的张安道先生，张安道先生比起苏氏兄弟来要年长近三十岁，却是他们兄弟二人难得的知已。苏轼、苏辙二人年轻时首次离川赴京应试，就受到当时任成都尹的张安道的赏识，从此结为忘年交。苏辙曾写诗说：“少年便识成都尹，中年仍为幕下宾，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已有斯人。”《楞伽经》授于当时“亦老于忧患，百念灰冷”的苏轼，苏轼应金山长老佛印大师了元的请求，亲手书写此经一遍，用张安道施舍印经的30万钱，求善工刻之板，在元丰八年九月所写《书楞伽经后》，苏轼严厉批评了当时游谈无根的不正的学风风。他说：“若有新意而弃旧学，以为无用，非愚无知，则狂而已。”他强调必须坚持认真学习佛教经论，这是基础，是根本。他打比方说：“譬如俚俗医师，，不由经论，直授方药，以之疗病，非不或中，至于遇病辄应，悬断生死，则与知经学古者不可同日而语矣。世人徒见其有一至之功，或捷于古人，因谓《难经》不学而可，岂不误哉!”这个比喻是非常贴切而击中要害的，道出了某些标榜禅宗实则不学无术的人的浮夸与浅薄。苏轼批评说：
近岁学者各宗其师，务从简便，得一句一偈，自谓了证，至使妇人孺子，抵掌嬉笑，争
谈禅悦，高者为名，下者为利，余波末流，无所不至，而佛法微矣。
这是禅宗的危机，也是佛教的危机。不坚决纠正这种“遣文以得义、忘义以下心者”的偏失，佛教的传统就有中断的危险。在苏轼为杭州盐官安国寺僧居则撰写的《大悲阁记》中，他讲得很明确：
斋戒持律，讲诵其书，而崇饰塔庙，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为斋戒
持律不如无心，讲诵其书不如无言，崇饰塔庙不如无为。其中无心，其口无言，其身无
为，则饱食而嬉而已，是为大以欺佛者也。
他对这种故作高深玄妙实则空洞无物的欺世盗名者作了无情的揭露，称这种人是“大以欺佛者”，把他们思想行为的实质概括为“饱食而嬉而已”。这种批评是十分深刻有力的，令人有痛快淋漓之感。
苏轼晚年还希望能有条件对佛教经典做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在绍圣二年(苏轼那年60岁)五月所作《虞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中，他抒发了自己有志无书的感叹，他说：
呜呼，吾老矣，安得数年之暇，托于佛僧之宇，尽发其书，以无所思心，会如来意，庶
几于无所得故而得者，谪居惠州，终岁无事，宜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无所谓经藏者，
独榜其居室曰“思无邪斋”，而铭之致其志焉。
他没有找到经藏，无法遍读佛教经论，做不到“博学”佛典，但他对到手的佛经却做到了“深思”，做到了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这从他给某些重要佛教经论所做的题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前举《书楞伽经后》。另外写于绍圣二年八月的《书金光明经后》，对佛经奥义的阐释也是非常深刻的。苏轼以一代大儒，历经人世坎坷而归诚佛教，常好以佛论儒，以儒论佛，触类旁通而深入求之。在前面提到的《大悲阁记》中，苏轼就是先引证了孔子的话：“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证得出结论：“废学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然后引申批判到那些标榜禅悦糟践佛法的人。在元佑八年所写《书孙元忠所书华严经后》中，苏轼说：
公之爱龙，如爱其身，只令作祸，不令造业。若椎此心，以及世间，待物如我，待我如
物，予知此人与佛无二。这是以儒家的恕道阐释佛家的仁慈，是苏轼贯通儒释的一个明证。苏轼临终那年(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一日所写《南华长老题名记》在论述佛教修行成就的高低大小在于一念之差时，他引证了孟子、子思论圣人之道的有关言论，从“不欲为之心”与“不能免之过”两方面论述了一念之差的巨大影响，认为“是二法者，相反而要为用，儒与释皆然。”在文章末尾，苏轼特意声明“乃为论儒释不谋而同者以为记”。可以说兼通儒释表里为用是苏轼佛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至于苏轼佛学思想对其文艺创作的深刻影响，以及苏轼杰出的文艺成就与其佛学思想的相互关系，来不及详加论述，只能留待他日另文予以专论了。
西泠印社的简介
西泠印社，创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由浙派篆刻家丁辅之、王福庵、吴隐、叶为铭等召集同人发起创建，吴昌硕为第一任社长。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宗旨。是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广国际性的研究印学、书画的民间艺术团体，有“天下第一名社”之誉。社址坐落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景区孤山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西泠印社被国家批准为正式出版单位。1999年，由西泠印社筹建的中国印学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2001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由西泠印社领衔申报的“中国篆刻艺术”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资料：影响：“人以印集，社以地名”，西泠印社因地邻西湖西泠桥而名。“涛声听东浙，印学话西泠”，西泠印社是中国研究金石篆刻最负盛名的民间学术团体。篆刻艺术是中国独特的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它融书法与镌刻艺术于一炉。印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但由实用走入艺术领域，则是在唐代以后了。一代巨匠吴昌硕先生曾说：“浙派盛行于世，社之立盖有来由矣”。印社的产生得益于浙派的形成。清乾隆时，以一代宗师丁敬为首的浙派印人“西泠八家”崛起，风格古朴苍劲，力追秦汉，开一代新风，于乾、嘉、道时期，称雄印坛100余年，成为印学史上的一个高峰。百年以来，印社在社员的苦心经营下，已形成规模。在孤山西端尽头营造出一个精巧雅致的园林景观，印社北枕孤山，南望湖中三岛，为湖山绝胜处。更融人文意趣山水园林于一体，“占湖山之胜，撷金石之华”可谓人杰地灵。印社范围内各类建筑数量不少，但由于印社总体构思精巧，尺度合理，给人以一种亲切可人的感觉。竹阁、柏堂、山川雨露图书室、宝印山房、四照阁、观乐楼等俱依山辟建，掩映在绿树丛中，又以金莲池、印泉、闲泉、石坊、华严经塔、阿弥陀经幢、石交亭、剔藓亭、小龙泓洞等点缀其间，巧妙布置，如治印般，疏密有致，方寸之间，气象万千。在印社之仰贤亭、凉堂、题襟馆、三老石室等处则收藏了印社社员历年收集的诸多碑刻精品，尤其是存放在苍劲古朴的三老石室中的“汉三老讳字忌日碑”，这是浙江迄今发现的历史上最早的一通碑，距今已近2000年，这在江南地区十分难得。文人结社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形态之一，如晚明的复社，近代则有柳亚子、陈三立等诗人的南社，梁思成等人的中国营造学社等。他们在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传播先进思想方面都起过重要作用，也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印社也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开中国印人结社之先河，故有“天下第一社”之称。百年以来，西泠印社已由一个纯民间学术团体发展成一个国际性的学术机构，继吴昌硕后任社长的先后有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期间历代名人辈出，如来楚生、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钱君陶等等。作为一个学术社团，西泠印社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其学术地位和社会声誉不但在国内外印学界和书画界独树一帜，在日本、韩国和东南亚更是颇具影响，已为《辞海》、《新华词典》等多种权威辞书机构所记载和认定。其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内涵，重大的国际影响和社会声誉，全国只此一家。作为一个民间的印学社团，西泠印社成立之始就具有独特的号召力，其原因是社员多为名家，且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就连日本的篆刻家也慕名远涉重洋前来入社，这是历史所形成的全国性和国际性。近百年来，西泠印社共有社员近400人，现有社员250余人，分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多为全国和各地著名篆刻家、书画家、鉴定家及学者。社员中还包括小林斗庵、梅舒适、金膺显等日本、韩国、新加坡的20多位国际篆刻书画界知名人士。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西泠印社
西泠印社的社史钩沉
汉三老石室，以置“汉三老碑”而名。 清咸丰二年（1852）6月，浙江余姚客星山下的严陵坞村一村民在山里取土，挖到一块较为平整的石料，运回村里，留作日后垒砌“甃基”（墓壁）用。村民清除该石上的泥土后，发现竟是块有字的石碑。当地诸生宋仁知道后，便通报余姚富绅、“金石癖”周世熊（字清泉）前来辨识。周世熊根据其文字记载内容与字体笔法，认定这块石碑非同一般，便与村商量运回自家庭院“卜日设祭，移置山馆，建竹亭覆之”。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太平军兵至余姚，周世熊居住的庭园被毁，竹亭被太平军充作厨房，石碑、汉晋砖石倒卧伏地，垒作灶台，埋锅造饭。太平军退后，周世熊见“石受熏灼，左侧黔黑，而文字无恙”，便认为“凡物隐显成毁，固有定数。此碑幸免劫灰，先贤遗迹，赖以不坠”，一定是天意所为，因而更加看重是碑，用心收藏，并以拓片相赠同道。后经考证，三老碑立于汉光武帝时代，对于研究我国碑刻制度及发展和墓志的起源，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是研究东汉时期官制与文字、书法沿革的重量级实物。学者、名家纷纷为三老碑题跋作记，始有“两浙第一碑”、“东汉第一碑”之说，三老碑声名鹊起。据说，1919年，上海古董商、江苏镇江人陈渭泉访得此碑，恐周氏不能常保，遂以3000块大洋从周家购得运至上海，进入古董市场。1921年，有消息说，陈渭泉正遇日本古董商向其求购三老碑。上海古董商人毛经畴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在上海任知事的浙江绍兴人沈宝昌。沈宝昌认为此事不可小觑，古物不应外流，更何况是“两浙第一石”。当即告之浙江海宁人、两任上海海关监督官姚煜，“不忍古物之沦亡”，力阻此碑外流，共商“醵金赎之”。二人将此议通报西泠印社丁辅之等人，引发了一场护宝之争。 “一人守之，不若与众人共守之”，西泠印社遂布告同仁“醵金赎之”，广受浙人响应，社会名流慷慨解囊，印社同仁踊跃认捐，“大雅宏达，共成斯举”。“不旬月而事集”，共65人募集大洋11270元，浙江督军卢永祥及其部下陈乐山、潘国纲二位师长，绍兴籍上海知县沈宝昌，海宁籍前清遗老姚煜，湖州首富张均衡，嘉兴在沪实业家姚福同，嘉兴闻人徐钧，南浔“傻公子”刘承干，乌镇在沪大商人徐棠宇，文化名人俞寿璋、蒋汝藻等都伸手相助。捐款中的8000大洋向陈渭泉赎碑，余款筑室庋藏。1922年7月石室落成，由社长吴昌硕作记略述其事。至此，三老碑归藏西泠印社，呼应了印社宗旨，成为镇社之宝，为迎接西泠印社成立二十周年献了一份大礼。
试论绘画与文学的关系
从专业定义上讲，所谓文学，就是以语言为手段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而所谓艺术，则是用形象来反映现实但比现实更有典型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它包括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曲艺、工艺等。
从从属关系上讲，文学是一门艺术，但艺术绝不仅仅是文学。如果说艺术是一条宽广长流的大河，那么文学就是其中的一条分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文学就是语言文化的艺术，扮演着艺术生活的主角，艺术的产生往往就需要坚实的文学做基础，就比如一部好的戏剧文化，一部好的电影作品，就需要有一本好的剧本，一部好的著作等等。自然，要想拍出一部好的电视剧或者电影，就需要一个优秀的剧作家、编剧、导演和演员。但艺术不仅仅是文学，它却包含广泛，我的个人理解就是：一切美好的东西与事物都是艺术。艺术本身就包含褒义，它可以说是人们精神和思想上的一种向往，是用行为和行动去美化一种事物的现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太多的艺术了。行为艺术；思想艺术；物体艺术...总之，我们的生活都离不开艺术，生活中存在着太多太多的艺术了，只不过我们都用不同的方式去表演它罢了！
